《虹》《虹》
中国人生活中的爱好也可以作如是观：人们总要顾虑到社会的观感，自嘲是“小打小闹”或“玩物丧志”，但爱好之所以是爱好，本身就是因为某种无目的性——你不是因为它们有益于世道人心才喜欢它，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地就是喜欢，以至于当你沉浸在其中时体会到由衷的快乐。
因此，这乍看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深层次却是个体权利与自由的问题。晚明时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个性鲜明的“怪人”，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那是一个“道德松弛”、个人解放的时代。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明末遗民张岱的话更直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因为意识到了一个人的癖好乃至道德上有争议的“瑕疵”，是伴随着个性与自由同步凸显出来的；一个没有爱好、没有个性的人，通常都远比这些怪人更合乎社会道德秩序的要求，甚至就是这种秩序的产物。
精通各种玩乐的张岱精通各种玩乐的张岱
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人没有爱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我，或自我觉醒得太晚——长久以来，他们对“爱好”的判断标准是“好/坏”或“有用/无用”，而不是“在无损他人的情况下让我自己快乐满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还不在于如何去培养一种兴趣，而是清楚地意识到人我边界、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求。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兴趣爱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它是满足你自己，而非旨在取悦他人的，在不侵害他人的情况下，你无须证明其合理性，因为本质上这与他人无关。一个人的爱好需要理由吗？就算需要，难道它本身带来的乐趣还不够吗？
游戏的人
必须要说，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观念也正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至少，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觉得“人应该有点爱好”，而且“有点爱好是好事”，说一个人“有个性”也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褒奖。但与此同时，人们仍无法彻底转变，就像本文开头我那位朋友一样，虽然意识到了应当要有爱好，但潜意识里却仍然觉得“只有正确的爱好才是爱好”，而其实很可能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使得他长久以来没有自己的爱好。
另一些父母稍稍向前跨了一步：他们承认不同兴趣爱好都是平等的，但就像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家长一样，要求孩子“学出个名堂来”。也就是说，攀岩、下棋、打游戏都可以，但你得有个“绩效”来证明，否则就当机立断别学了。这变成了一道新的枷锁，因为很多孩子的兴趣都不见得能达到上乘，或在短期内见成效，成功的结果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甚至是意料之外的犒赏，很难在一开始就预见到能有这样的结果。
我们当下的教育体制，仍然太注重“塑造新人”的结果导向，而非顺势而为引导每个孩子充分发展自我。这种教育理念强调“全面发展”，就好像“均衡营养”，这对那些兴趣鲜明的“偏科”学生十分不利。在上海，虽然小学里就有兴趣班，但这些课程年年更换，没办法持续地学，如果你喜欢折纸课，下学期却想选修都没有了，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味着“兴趣”只是点缀与调剂，而不期待真正引导并培植一种贯穿你人生的精神寄托。其结果，很多家长虽然给孩子报了无数兴趣班，但到头来却可能发现孩子就像《围城》里的方鸿渐那样，“兴趣广泛，心得全无”。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困境。曾听不止一个人说过，自己在中学时代被禁止任何娱乐，有些学校的体育课形同虚设，甚至校长为担心学生读“闲书”，明明有图书馆也不对学生开放。这样长年“一心只读圣贤书”，再加上毕业后高强度的工作，导致无数中国人精神生活极度贫瘠，即便周末生活也非常机械无聊。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甚至都还不能决定自己喜欢什么，连岳曾不无嘲讽地说：“一个妻子让丈夫看有思想的小说、有深度的电影、甚至讨论一下近来文艺思潮，控制电视与游戏等一切低俗娱乐，再没有比这个更让婚姻显得尴尬与羞耻的了。”
在经历这些之后，中国人大概才能体会到19世纪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为什么要这么说：“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功利、理性和物质主义是枯燥无味的，那是一种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的时代氛围。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精神压力那么大，他的情绪出口在哪里？
正是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当贫瘠，文化生态不丰富，综艺娱乐、电子游戏才如此广泛地充当了减压阀和替代品。我一位朋友苦恼于自己5岁的儿子迷上了打游戏，一问原因，是孩子小时候家长没时间陪他，图方便给他个iPad自己玩游戏就能得清静了，没想到孩子就此迷上了。既然缺乏亲子互动，又没有别的事物转移其注意力，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近些年来，不少舆论声音在声讨所谓“游戏之毒”，认为电子游戏侵蚀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且不说这种类比就跟当年对跳舞的声讨一样未必恰当，在我看来，电子游戏的流行与其说是一些问题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另一些问题的结果和征兆——这就像在饮食文化丰富的意大利，快餐很难迅速成功。一味声讨电子游戏的解决思路弄错了方向，不是去从源头上改善精神生活的贫瘠、丰富人的真实需求，反倒试图把人们宣泄的出口也堵死，但即使禁绝了游戏，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