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捏，致远就知道，那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几乎倾家荡产送给姑娘的唯一彩礼——一枚戒指，还是银的。
致远不要，推还给她，她又塞回去。
两个年轻人较着劲，眼睛通红，推搡着手中的手帕，海风一吹，就快把眼泪吹出来了。
码头上还有几千人上不了船，渐渐演变成一场骚乱。他俩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又被人潮冲散，就像被浪裹挟着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
那一场告别，仿佛是历史的默片，画面上全是跳动着的噪点，除了电流一般的杂音外，你听不见声响。
他们都没说什么话。
妻子告诉致远爹娘病倒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来不了。
致远应了一声，嗯。
他知道，从村里到码头，要走一天一夜。
后来，就那样分手了。
这样一分开就是50年，致远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爹娘。
元宵节那晚，同行的人想要吃酒赏月，客栈里却没有条件。老板热心地告知我们步行一里外有一家7-11便利店，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顶着元宵节又圆又亮的月亮出发了，没想到刚走出几百米，就彻底迷失了方向。路过一户人家，时候已经不早了，有几个人却兴致不减，就着月光围在大门口的小桌旁喝酒。我本来是过去问路的，结果对方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又听说我祖上三辈是青岛人，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拉我们一起喝起酒来。
我过几天要去大陆啊。他说。
聊起来竟发现我们是同一天的航班。
太巧了吧！
他说，我去青岛，我有个叔叔从台湾回青岛定居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去两次。
这个在花莲乡下拉我们吃酒聊天的人，是致远的侄子。
当然不是亲侄子，是致远过去长官的儿子。
致远当的是传令兵，他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去当的兵，而是在乡下被抓的壮丁，入伍还没一个月就兵荒马乱地一路往南，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在高雄的码头上了。
18岁的致远站在高雄的码头上，望着海的对面，他想，过个一年半载，安稳下来，就可以回家了吧，至少是可以回到海的那一边吧。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不过是一个驿站而已。
18岁的致远这样想。
所以在台湾过了那么几年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的长官问他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时，致远皱着眉说，没有我看中的姑娘啊。
听他这么说，长官就指着一院子的外省兵说，狼多肉少，还有你挑拣的份吗？你一个外省人，要啥没啥，能娶到媳妇就是福气，多少人都一辈子打光棍。
那时长官要介绍一个姑娘给致远。
24岁的致远帅气英俊，青春正好，有本地姑娘暗恋他，他佯装不知，总是推托。
被长官的话逼急了的致远，拿出戒指，眼泪汪汪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结过婚，她还在山东等我回去。
有人肯等你一辈子吗？长官长叹，我们都还回得去吗？
长官拿致远当胞弟，嘱他攒钱买房置业，做好两手准备。
要是一辈子都回不去了，一个人在这边难免晚景凄凉，很多找不到老婆住进了“荣军之家”的外省老兵的生活只剩下酗酒抽烟，除了打仗他们什么也不会，孤独终老。
就在致远对回家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想，既然一辈子都回不去那个叫故乡的地方，那就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致远的念头刚有松动的时候，一个淡水姑娘就出现了。
刚刚好的缘分。
那时致远还不太老，30来岁，略有积蓄，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他送给淡水姑娘的信物是一枚白银戒指。
送的时候致远没说话，因为眼里噙着泪花。
淡水姑娘说他小气，都不是黄金的。
他没说话，致远心想，黄金也没它金贵，你要配得起这枚戒指。
淡水姑娘不知道这枚戒指的来历。它跟着他，漂洋过海，再难再穷的时候，致远都没想过把它当掉。
它就像一枚印章，敲在致远的生命里，告诉他远在故乡，还有他的另一半。
他相信她一定还在等他回家。
他记得新婚的时候，妻子说很喜欢戒指，那些阔太太手上戒指啊、手链啊银光闪闪，不知这辈子有没有机会也能穿金戴银。
这枚戒指的前世今生，致远都没跟淡水姑娘说。
致远问她喜欢吗。
淡水姑娘笑笑没说话，她还是觉得要是金子的就更好。
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致远收到了一封从大陆捎来的信，然后他就取消了婚约。
他去找淡水姑娘要回戒指。
致远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报复，总之那枚戒指被淡水姑娘弄丢了。
他就像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大街上抱头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