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见最后一面?
生离就是死别,“不期而别”多好!
2012,世界末日。
新年的时候去串门,亲戚散布谣言:年底的时候,上天震怒,大灾之年,要死一批人,想要活命,从现在起须一心向佛。
又说,那时天全是黑的,全球断电,家里得多买蜡烛,吃的喝的也要备足,据说会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太阳……
亲戚说得酣畅,就像她经历过末日一般。
我爸说,迷信,全是迷信!要是末日真来了,我们谁都跑不了。
亲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现在想,要是当时信了,是不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末日之年的大年初七,我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经香港飞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一脸不情愿,“初七就走啊,不在家里过完十五?”
他这么一说,细细想来,好像有十几年没在家过元宵节了,从读中学时起,便老是初十之前就回学校读书了。
我说,你不是喜欢看翠玉白菜吗,我替你去台北故宫看看。
我爸说,注意安全。
在外漂泊的这十几年,我爸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没任何新意,我都听腻了。
迫不及待地想走。
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生的路上,哪一段需要你大步疾行,哪一段需要你徘徊辗转。
2月底的台湾,飞机还没落地,舷窗上便挂满雨水。入夜后的空气里有丝丝冰冷。
我们第一晚寄宿在基隆港,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码头。
我们从基隆港出发,一路向南,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跑到了台湾岛的最南端,绕过了北回归线,折向台东,到达花莲的时候恰好是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像是电影里用特效做上去的,挂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
我们借住在乡下姐弟俩经营的一家客栈。
吃晚饭的时候,年轻的弟弟一边给我们做豆浆,一边很热络地跟我们聊天。
他说,我们台湾啊,台东不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大城市多好啊,灯红酒绿的,结果我们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腔热血,跑去台北打拼,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能在台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台北是好啊,谁不想留下来,可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没有工作的话连房都租不起,我干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我姐叫我回来,一起努力把这家店开起来,我现在很幸福。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人是熟的,路也是熟的,连海边那些石头我都熟,干吗非背井离乡地去挣那个辛苦钱呢?能跟亲人在一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过简单生活也很棒!
然后他就示范幸福的细节,跟人聊起这间客栈来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豪,院子里铺满的鹅卵石是怎么来的,设计的时候怎么把院子中间的几棵大树保留下来的,硕大的桌子用的是什么木材……
我一边听一边想,这和我这样的大陆北漂也没什么不同。
有一年我觉得在东北实在待不下去了,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绝望窒息。我老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又滚烫的心,心尖上全是踮脚张望的梦想,于是那一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揣着一张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北京。
那之前我若无其事地和我爸说,我辞职了。
他的眼神明显一暗。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迷恋远方,不顾一切地离开家,走的时候义无反顾,连头都不肯回一下。我永远都没法忘记2009年的初冬,东北开始下雪了,我一个人挎着背包,紧攥车票,带着一种悲壮和决绝,上山下海,闯荡世界。
10年前,离开花莲去台北打拼的客栈老板恐怕也是这样。
而60年前,风尘仆仆离开青岛的致远是不是这样,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
1949年的端午,青岛的码头上人潮汹涌,混乱骚动。
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集结在青岛码头仓皇撤退。
致远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传令兵,他不是城里人,是青岛附近的乡下孩子。
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妻子是同村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没有战乱,一切都是宁静和美好的人间故事,他们恩爱相伴,扶老携幼,一辈子会过得平淡又精彩。
可是时代选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万水千山,颠沛流离。
致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致远,清瘦英挺,远看是个大人,走近了看,脸上的稚气未脱,眼里还是孩子才有的流转的光。他套在大号的军服里,被混乱不堪的人群裹挟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码头上见最后一面时,从乡下赶来的新婚妻子,硬生生塞给致远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
手帕里面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