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真的有圣诞老人吗？”
这个圣诞节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至少看到六七位父母略显纠结地提到孩子问了这个古老的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何况在中国还有一些特有的引申问题，毕竟圣诞老人不是黑眼睛黄皮肤。有朋友在朋友圈吐槽，她某位广西网友的孩子因为说自己过圣诞而被班主任老师在全班点名批评，宣布圣诞老人是“坏人”，娃因此而被同学嫌弃孤立。
这自然不是朋友圈惟一的节日背景音。也有朋友在人民大会堂发带定位的朋友圈，晒出人民大会堂《经典传承音乐会》的节目单，最后一首是《铃儿响叮当》；另一位广州的朋友则给我看了她收到的印着“Merry Christmas”的红色小礼盒，是支部送的。对这些信息，她们都有自己的理解。
但问题仍旧在。不仅是“真的有圣诞老人吗”，还有“圣诞老人是坏人吗？”
刷朋友圈时，我一直在想假若儿子问我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回答。起心动念的一刻我却先大声问了他一句：“我曾经骗过你吗，儿子？”
卡先生正在毫不专心地做作业，第一时间干脆地回答：“当然没有！”
在卡先生刚出生时，我就宣布要做一个不对孩子撒谎的父亲。大概在我四五岁时，为了让我去做一个明显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大约是闯了什么祸），我父亲以“去月亮上抓兔子给你玩”为由把我诳到现场。玉兔当然是没有的，后果是直到今天我仰望明月都会想到这段往事而深感惭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谎言太过拙劣而我却上了当。
这段童年阴影也让我对欺骗和隐瞒多少有些深恶痛绝。我自认毛病太多，完成一个好父亲的角色很难，“不撒谎”的榜样，相对来说容易做到。
卡先生十岁了。每当他对父母的决定或承诺有所怀疑，我都立刻祭出这件法宝：“我曾经骗过你吗？”
当然没有。他一直相信我从未对他说过谎。
但是——每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都明白这个“但是”是一定会跟上来的——父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事情上始终不对孩子说谎吗？
并不能。我的初心当然是严肃、真诚的，但是最终我发现就算把“不说谎”当作信仰，也无法保证在孩子面前不说谎。这就像婚礼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大部分出自真诚，但其实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婚姻不会变成越来越高的离婚率的分子。
所以“不曾骗过你”本身就成了个大号谎言。毫无疑问这个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我希望这一天能来得晚一点，最好在他知晓真相的时候，已经可以理解，有些谎言有善意的初衷，有更好的后果，甚至有不得已的被迫。好在他眼下对我的文字没半点兴趣，至少不会于此刻穿帮。
电影《大鱼》剧照，该片给出了一道爱与真假辨别的证明题。电影《大鱼》剧照，该片给出了一道爱与真假辨别的证明题。
说谎大概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普遍的行为。在生活中它无所不在，无可避免。尽管我希望能努力给孩子做一个诚实的榜样，但我丝毫不认为他真的必须（以及能够）杜绝说谎。过分洁癖式的维护一个无谎言环境，往往会导致简单粗暴的后果。
更有甚者，有人乐于揭穿他人的谎言，丝毫不顾及有些谎言是利他的、无害的、人道的。美国专栏作家兰德斯说：“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甚至第三方造成羞辱，就好像有些特别热心肠的、把闺蜜被劈腿的事实当众告知的“好朋友”所做的一样。
保罗·埃克曼在《说谎》一书中写到：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应该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美]保罗·埃克曼/邓伯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美]保罗·埃克曼/邓伯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保罗·埃克曼是专门研究人际关系中欺骗行为的专家。他给“说谎”的定义，是隐瞒和捏造信息。这也意味着，当人们在本应指出某种事实而选择了缄默的时候，就是在说谎。
成人世界的说谎行为模式，已经被研究得相当透彻。成人通常可以轻松应付那些不得不说谎的场景，诸如“在危险情况下你先救谁？”“我是不是今晚派对上最美丽（优雅、有趣）的女人？”人们也很容易背判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说谎，甚至会从中得到乐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则会因为自己说谎而产生更强烈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两者其实并不一样，羞耻感更多是因为担心被人揭穿。
用保罗·埃克曼所举的例子吧，比如说，说谎者与欺骗对象之间如果没有相同的社会价值观，那么欺骗的罪恶感通常可有可无，“如果妻子性冷淡而不愿同床，花心的男人隐瞒外遇可能会毫无歉疚；革命分子或恐怖分子欺骗政府当局的眼线，说什么也不会感到罪恶。”即使双方有同样的价值观，一些谎言也会被认为是必要的，无需有罪恶感，比如医生给患者开出安慰剂。
按照“一个人能选择不说谎而说谎，才是说谎者”的定义，有些时候，谎言根本就不能算是说谎。比如说，因为谎言长期被反复重复，说谎者连自己也信以为真，就可以不算说谎。保罗·埃克曼举了墨索里尼在战争的一个例子，说明这位蛊惑界的大师是如何把自己骗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