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电影海报《过年》的电影海报
家庭的美满，是无法依靠假象来维持的，只有个人意志在其中得到容纳、尊重，一个人才能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家庭。这恰恰是很多中国家长难以学会的一点，因而那些关系最为紧张的原生家庭，往往就是家里的弱者（女性、孩子）的自我意志被一再漠视、压制的家庭，人非草木，在这样的长久的压抑中，想要逃离是很自然的想法。如果家庭的“结构”不做弹性调整，仅仅埋怨孩子们不愿意回家来，是无济于事的，要让他们“常回家看看”，就得重新赢得他们的爱。
公平地说，很多父母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六十来岁的父母也未必就一定“传统”，他们或许不能太新潮，怕人说闲话，但也不能太落伍，紧跟一步，看到同辈人接受新事物，也会仿效。老人并不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可塑性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潮流和引领潮流的新派，看到时势的变化，他们也知道时代不同了。何况现在家庭的长辈，在成年时也刚赶上改革开放，这一代人的很多观念就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一成不变了。尽管从子女的角度看，父母似乎还固守旧习，但如果耐心倾听下就会发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妥协与调整。他们只是还未一步到位地转到这样的心态：给子女自由，也就是给自己自由。
已经长大独立的子女，是不可能再重新像小时候那样“听话”地乖乖呆在家里了，以往那种“个人离开了家庭就无法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都已逐渐剥离出去：它通常已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无须承担福利和救济的职能，甚至连仅有的繁衍功能也履行得不大好。一个人传统上只能求助于家庭的许多需求，如今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尤其是市场上）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因为“有求于人”而不得不维持的亲族网络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只剩下纯粹的血缘关系和感情纽带；而此时如果感情又不密切，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次和母亲谈到这些，她说：“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付出。”在她那种传统家庭观念看来，所谓“感情好”其实仍是家庭成员慷慨、忍让的结果，而每个人都坚持自我权利则必然导致争吵。这是一种功利的感情观，假定感情只是附着在实际利益至上的亲近，也不相信家庭这样边界模糊的领域内能像陌生人一样理清楚权利边界。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传统中国家庭内部几乎谈不上人际距离，也就很难撑开一个隐私空间，一如社会学者翟学伟指出的，中国人关系的生成，首要特征是持久并缺乏选择性的“捆绑性纽带”，“这种感情不来自互动双方的吸引或喜欢，而来自中国人所说的日久生情”，“不是感情促使关系得以稳固，而是稳固的关系培养了感情：或者说不是感情决定关系，而是关系决定感情”。
在现代社会，即便是在家庭内部，也已很难这样。这不仅需要两代人之间更平等的交流所塑造的爱，也需要给每个人更多自我空间——亲子关系已经并不必然决定感情，至少感情已确定无疑会影响亲子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但或许反倒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海作为一个经历过深厚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城市，亲戚关系和“年味”都相当淡漠，我小时候在乡下，总觉上海人特别冷淡，哪怕在亲子之间也相对独立、算得很清，但这几年倒是渐渐意识到，这自有其好处，也只有两代人都得到自由与自我，“家”才能少一些不堪承受的重负，多一些情感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