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为什么也宰客

 

　　

　　朋友一家去千岛湖玩，尽兴之余，晚上打车去当地美食街：鱼街。司机师傅人还挺好的，给了他们不少当地旅游的有用建议，当听说他们是去吃晚饭时，也带他们去了一家“实惠”的馆子。然而等他们坐下来时，发现菜单其实并不便宜（毕竟现在手机上对比下信息也不难），又走了六七百米才来到真正的鱼街。

　　

　　她事后自嘲，现在“看人的眼光不行了”，“没想到好人也会宰客”。当然，短时间内要判断一个人本来就很难，何况这事也可能是双方认知上的差异：他认为“实惠”的，你不一定认为“实惠”。不过，在国内旅行，这样的事自来不少见。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天津蓟县，车站出来还有意走远了点才上了一辆摩的，开车的大姐一看就像是那种“忠厚淳朴”、历经艰辛的样子，报价也比那些在站口揽客的低。但到了宾馆后一问才知，她要的10元也比当地价高了一倍。

　　

　　这甚至也不是“看错人”的问题，因为在我老家，很多熟知的乡里乡亲，可说是出了名的善良，可如果和他们聊聊，就会发现他们做点小生意时也一样会短斤缺两，并且毫无心理歉疚——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觉得，“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是事理之常，“太老实”是没法发财的。虽然社会上都在说“诚信经营”，但在现实中却是另一番样子：个人的道德诚信，并不能确保人们在经营中不做手脚。

　　

　　泛道德主义的困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恐怕就不仅仅只是“世风日下”这么简单了。

　　

　　直到一两代人之前，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这意味着流动性很低，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很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且不说古代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算是不多年前，据社会学家曹锦清在《当代浙北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2001）一书所指，在相对发达的浙北农村里，婚配距离的平均半径也只有5公里——换言之，人们大多是在很熟悉的人群中寻找配偶。

　　

　　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便是俗话说的“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对为人、举止乃至其一切信息都相当了解，信任感正是从这样的熟知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彼此的熟识和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本身就天然地约束了违规行为——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你总不能就这么宰我5块钱车费，万一败露，下次还怎么有脸相见？正因此，中国社会常有这样的故事：宰客（在《水浒》中还可能是打劫）之后，忽然发现对方的身份竟是亲友，大水冲了龙王庙，于是赶紧赔礼道歉，双方一笑了事。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传统行为规范中，“诚信”往往是要看对谁的——同样的事，对陌生人做不要紧，但对亲友也这样，就会被社会唾弃。由于“礼”本来就是深嵌在一个社会等级框架中的，所以对不同人的区别对待不仅不是问题，甚至就是规范本身。

　　

　　正因此，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是“好人”，同时又心无愧疚地宰陌生的客人，亲友们通常也不会责怪他，只要他对亲友别“一视同仁”地这么狠就行了。

　　

　　这样的信条，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就像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的那样，中国人开始流动起来了。农民工进城、高铁和航空的发展、年复一年的春运大潮、迅猛的城市化进程……这不仅让当代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开拓了眼界，也意味着他们远比祖辈更频繁地与陌生人打交道。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弗农在《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书中，甚至认为正是与陌生人之间的长期贸易和社会互动，促使英国率先完成现代化。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其他国家早已经历过的一些事，对中国人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新鲜体验。在骤然与那么多陌生人打交道时，熟人社会中的原有规范和道德伦理就失去效力了。既然获利的前景如此可观，那些陌生人也很可能不会再次遇上，甚至遇上也不用觉得尴尬（又不是自己亲友），那么自然是不宰白不宰。这与其说是人们“变坏”了，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规范原本就认可区别对待，因此即便是“好人”，也未必会在宰陌生客人时有所迟疑。

　　

　　当然，随着原生纽带的逐渐松散，这些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会进一步弱化，近些年普遍出现的“杀熟”现象，就表明很多人反过来利用亲友的信任感来达到自己物质利益的好处。

　　

　　现实证明，当社会演变到这样一种形态时，仅仅呼吁人们重建道德，是无济于事的。由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乐观主义，我们的传统往往深信只要人人变成“君子”，就能解决社会的乱象，因为他们会自发地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西方则相反，由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衍生出的幽暗意识表达了一种深深的道德怀疑主义——每个人都是罪人，哪怕是在做好事的时候。或许也因此，中西方在历史上的做法迥然不同：中国历代王朝都从未积极扮演规范经济活动的角色，但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则积极确保商业深入发展的两个条件（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履约），为陌生人之间社会、经济交往创造规范。

　　

　　这是因为，既然现代化是不可逆的，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又不像以前熟人社会那样有天然的约束力，那么可取的办法就只能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外部力量的规范执行（契约合同、加强执法），二是创造个人信用体系和职业伦理。前者可以提高商业欺诈活动的成本，规范市场，但这不仅需要一支坚决的专业执法者队伍，成本甚高，且对于诸如几块钱的宰客、绕路这种小事，往往也难执行；后者则可以从内在塑造从业者的行为自觉，让他们意识到哪些是不当行为，如果做了，不仅有违职业规范，而且最终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