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些到现代社会大抵已渐渐消亡，美国早在建国后不久的杰斐逊总统时代，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这大大推动了社会的核心家庭化。而在中国，核心家庭化大抵只是最近一两代人的历史，只是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才骤然加速。计划生育也无意中解决了中国在传统诸子均分制下的一大难题：家产常遭到分割而难以积累，这在“只生一个好”的情况下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反正别无选择。虽然那种“钱不是你自己的钱，你只是家族财产保管人”的理念乍看似乎是落伍的，但当它和新时代的独生子女现象结合起来时，却在客观上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积累。
和其它社会观念一样，财产继承观的变迁也是相当长期而缓慢的，这与社会的整体变迁相呼应；反过来说，这方面理念的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能够说明很多问题。如今，越年轻的父母自我意识越强烈，他们就未必认同“自己的钱是子女的钱”这样的理念，上海不少五六十岁的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不再像以前的老人那样，自己省吃俭用，把一切好的都给子女，而是“自己的钱自己花”，不再觉得那只是替子女保管了。
因而看似矛盾的是，虽然很多人仍然觉得“财产早晚都是给儿女的”，但一种新的社会氛围也在形成：“这是父母的钱，他们想给谁就给谁”。此时，财产分割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父母晚年要求得到更好赡养的一个筹码——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你。这本身意味着父母得掌握着财产分配的自由支配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预支”或“购买”服务，这可能也是近三四十年来市场化对社会理念渗透的潜在体现。换言之，按“绩效原则”来决定“钱留给谁”可能会让“亲情淡薄”，因为这意味着血缘关系不再是决定性的了（至少理论上说，如果子女都不孝，照此原则也可以留给保姆）；但另一面，这一点能渐渐占上风，本身也说明那种不分彼此的传统纽带已经在瓦解之中。
这些年来，我一直鼓励父母要学会自得其乐，辛苦了一辈子，不要再那么省吃俭用，总想着传后人。他们开始总是过意不去，说：“话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就你一个儿子，不给你还给谁？到时候两把老骨头都是你的。”但我们乡下也有句老话：“传儿女，无多少。”意思是遗产不计多少，十万和百万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儿女真有出息，也不计较父母留下的遗产是多是少，而如果没出息，就算再多也不见得落声好。我借此告诉他们，“你们的钱就是你们的”，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他们听了自然高兴，虽然真正高兴的，与其说是“终于可以自由花钱了”，倒不如说“儿子这样说，我听了舒心”。
几十年的习惯毕竟难以一夜之间改变；但作为年轻一代，我们不应当只是追求自己解放，却让父母无条件支持——那不是真正的解放自我，倒不如说是任性，真正的解放应当是在解放自我的同时，也让父母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