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邱娅回想起儿子秋实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前的那几年，感觉已经遥远得像一个梦：是的，他们是那么疲劳而迷茫;是的，他们是那样担心秋实是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的，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让秋实成为一个“规范的孩子”——好在，他们还能随时听到秋实的歌声。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一听到音乐声，邱娅总能想起年幼的秋实鼓着小脸唱歌的样子。不管是多难的歌，秋实听一听就会了，张开嘴就能唱出来，吐字清楚、声音洪亮。
“他很乖，很会唱歌，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啊。”她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去问医生。
医生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现在没什么办法医治，也不能吃药。”那是1994年，秋实7岁，刚刚上小学，邱娅带着他从华西医院走出来，马路上人声鼎沸。
邱娅知道，从那一天起，秋实不再是小神童或者小歌星了——他确凿无误地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不一般的母亲。
二
那一年，秋实才上小学，这本来草木风华的世界对他而言却变得格外狰狞。老师们说：“这个孩子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吧，留在这拖后腿，全班的平均成绩都要降一降，我们怎么交差啊？”其他的孩子更是把他当成了受气包，下课了或放学以后，蜂拥跟在他后面，笑他、骂他，甚至扔东西打他。
邱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不能把秋实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把他送到那去，跟养个小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人，虽然特殊一点，却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坚信这一点。
她和丈夫到学校去，一次次跟老师沟通，解释秋实的情况，并做出各种保证。终于，秋实留在了普通的小学里，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
那一年，为了给秋实治病，邱娅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弹琴。他们惊喜地发现，秋实坐到钢琴前面，抬起手来，就像回到了童年。他随着音乐，跟着节奏，移动着双手，像天才一般。
“这孩子弹琴太有天分了！”音乐老师赞叹道。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生活里，终于闪现出一点亮光。
“不管怎样，都要让秋实好好学琴。”邱娅做了决定。
就这样，秋实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学校里，他是个孤独迟钝的学生，坐在课堂上，站在操场边，像个永远无法融入集体的局外人;在家，坐到钢琴前面，他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宠儿，他欢笑着，弹奏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当然了，不管在哪里，都有母亲为他护航。学校的功课母亲和他一起学，一遍遍，一次次，翻过来倒过去地教他——他往往只能硬记下来，换一个说法，又不会了。但是没关系，母亲说我们再来，总是可以学会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记在纸上的乐理知识真像天书一样，于是邱娅自己先看、先理解，嚼烂了、理顺了，再一点点“喂”给秋实。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似乎艰难，但每次邱娅回想起来总要忍不住露出微笑：因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既是母子，又是师生，更是战友。秋实从小学一点点读下来，竟然读到了毕业;弹琴就进步得更快了，学了4年，就考到了钢琴九级。
2001年，秋实小学毕业，邱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他去四川省音乐学校考钢琴专业。秋实坐在教室里，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学校的老师又惊又喜，反过来责怪邱娅：“这么优秀的孩子，你们家长怎么还说他有问题呢？这孩子太好了！我们一定要！”
邱娅笑着不说话，她心里既欣慰，又苦涩。14岁的秋实，长得高大结实，弹起钢琴来浑身就像在发光。只有邱娅才知道，秋实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
三
但是秋实必须走出去，不能成为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人。邱娅太清楚这一点了。外面的世界就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太多的陷阱，邱娅只能走在前面，一步步、一寸寸，前思后想，都替秋实考虑好。
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千万不能左看右看，也不能随便盯着人家看，更不能有不好的肢体动作，怎么开门，怎么坐，怎么让别人过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成了秋实必须攻克的难题。甚至包括上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事情，邱娅都要一遍遍仔仔细细地提醒儿子，有时候甚至严厉到不近情理。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秋实也就是十几岁，有一天跟她出去逛街，中途想上厕所。母子俩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公厕，秋实也是着急了，看也不看就一头冲进去，结果走错了厕所。卫生间里的几个女人一阵尖叫，秋实也被吓得退了出来，她自己更是脑子里嗡地一下，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巴掌打得秋实整个人都晃了晃，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路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惊地看着他们。
邱娅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理解，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用尽全力去打秋实这一巴掌，他只有痛，才能记住，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邱娅已经习惯了充当着他的眼睛、适应着他的世界，思考着常人不会思考的问题。
从小到大，秋实都是被欺负的对象，到了艺校中专班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