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里一个黑暗的夜晚，九点多钟，在地方自治局医师基利洛夫家里，他的独生子，六岁的安德烈，害白喉症死了。
医师的妻子在死去的孩子小床前面跪下，绝望刚刚抓紧她的心，忽然前堂里响起了门铃声。
由于家里有白喉病人，所有的仆人从那天早晨起就都已经从家里给打发出去了。基利洛夫没穿上衣，只穿着解开了扣子的坎肩，也没擦干泪痕斑斑的脸以及被石炭酸烫伤的手，就这样亲自走去开门了。前堂里光线阴暗，他只看得见走进门的那个人生着中等身材，围一条白围巾，现出一张大脸，脸色非常白，白得仿佛他一进门连前堂都亮了点似的。……“大夫在家吗？”来人很快地问道。
“我在家，”基利洛夫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哦，就是您？很高兴！”来人快活地说着，开始在黑地里找医师的手，后来找到了，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握住那只手。“我很……很高兴！我跟您见过面的！……我姓阿包京，……今年夏天在格努切夫家里荣幸地见过您！正好碰上您在家，我很高兴。……请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推辞，马上跟我一块儿走。……我的妻子病得很重。……我坐着马车来的。”
从来人的声调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心情十分激动。他仿佛让火灾或者疯狗吓坏了，几乎压不住急促的呼吸，讲话很快，语音发颤，所讲的话带着毫不做作的诚恳和孩子气的畏怯口吻。他如同一切惊恐和吓坏的人一样，讲着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说了许多完全不贴题的和多余的话。
“我生怕您不在家，”他接着说。“我坐车来找您，一路上心里痛苦极了。……请您看在上帝面上，穿好衣服，跟我一块儿走。……事情是这样的：巴普钦斯基来找我，他就是亚历山大·谢敏诺维奇，您认得的。……我们就谈起天来，……后来坐下喝茶，忽然我妻子大叫一声，按住心口，倒在椅子的靠背上。我们把她扶上床，我……我就用阿莫尼亚水擦她的两鬓，把水洒在她脸上，……她躺在那儿跟死人一样。……我生怕这是动脉瘤症。……我们走吧。……她父亲就是害动脉瘤症死的。……”基利洛夫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好象听不懂俄国话似的。
等到阿包京再一次讲到巴普钦斯基，讲到他妻子的父亲，又在黑地里找他的手，医师才摇摇头，开口了，而且淡漠地拖长每个字的字音：“对不起，我不能去。……五分钟以前，我的……儿子死了。……”“真的吗？”阿包金小声说，倒退一步。“我的上帝啊，我来得多么不是时候！这真是个出奇地不幸的日子，……出奇啊！多么凑巧，……好象是故意这么安排好了似的！”
阿包金抓住门拉手，低下头，沉思了。他分明在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告辞走掉呢，还是继续央求医师。
“您听我说，”他热烈地说道，抓住基利洛夫的衣袖，“我很了解您的处境。上帝看得见，我在这样的时候来麻烦您，实在觉得难为情，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您想想看，我能去找谁呢？要知道，此地除了您以外，就没有别的大夫了。看在上帝面上，去一趟吧！我不是为我自己求您。……害病的不是我！”
接着是沉默。基利洛夫扭转身去用背对着阿包金，站了一忽儿，慢慢走出前堂，来到客厅。凭他那种不稳定的、心不在焉的步态看来，凭他在客厅里把一盏没点亮的灯上的毛茸茸的灯罩扶正，又看一眼摊在桌上的一本厚书的专心神情看来，这时候他既没有什么主见，也没有什么愿望，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大概已经不记得他家前堂里站着一个外人了。客厅里的昏暗和寂静显然使他越发麻木。他从客厅走进他的书房，不必要地把右腿抬得过高，伸出手去摸索门框，同时他全身流露出茫然的神态，仿佛闯进别人的家里，或者生平第一次喝醉酒，眼前正在困惑地体验这种新的感觉似的。
有一道宽阔的亮光越过书架，照到书房的一面墙上，书房有一道门通到卧房，这道光同石炭酸和酒精的浓重窒闷的气味就是从微微拉开的卧房门缝里漏过来的。……医师在桌子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呆呆地朝桌上一本被灯光照亮的书，瞧了一忽儿，然后站起来，走进卧房去了。
这儿，在卧房里，是死一般的寂静。一切，就连顶小顶小的东西，都在雄辩地述说着不久以前才过去的那场风暴，述说着疲劳。如今一切都在休息。一支蜡烛立在一张方凳上，夹在密密层层的药瓶、药盒、药罐中间，一盏大灯放在五屉柜上，它们把整个房间照得明亮耀眼。靠近窗口的床上，躺着一个男孩，睁着眼睛，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他不动弹，然而他那对睁开的眼睛似乎在一刻不停地变黑，越来越深地陷进眼眶里去。他母亲跪在床前，两条胳膊放在他身上，脸埋在被子的皱褶里。她象那个男孩似的一动也不动，然而她那扭弯的身体和那两条胳膊显出多么生动的活力啊！她把全身扑到床上，用尽力气如饥似渴地贴紧它，仿佛好容易才给她那疲乏的身体找到安宁舒适的姿势，生怕变动它。被子啦，抹布啦，水盆啦，地板上的水渍啦，丢得到处都是的小画笔和调羹啦，装着石灰水的白瓶子啦，使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啦，这些都已经死亡，似乎沉浸在安宁里了。
医师在妻子身旁站住，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偏着头，定睛瞧着他的儿子。医师脸上现出冷漠的神情，只有凭他胡子上发亮的泪珠才看得出他刚刚哭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