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村里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柯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上等的鲟鱼子，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象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都吃光，而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去世，可是鱼子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从围墙上向下弯曲造成的宽阔树荫里。此处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有一段路。那都是些小工厂，三个厂合起来也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县医师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所象样的房子，是用砖砌成，用铁皮铺顶的。其中有一所是乡公所，另外一所在教堂正对面，是两层楼房，里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崔布金。
格利果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出售造房用的木材，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木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的妻子阿克辛尼雅是个相貌俊俏、身材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玎玸熛欤?龆?焦炔秩ィ?龆?降亟讶ィ?龆?叫∑*去，老崔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种时候，他总是觉得遗憾：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爱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辛尼雅刚刚跟那聋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帐，对谁不可以赊帐，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的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劈啪声。她象庄稼汉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他本来是个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她是好人家出身，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住进楼上的小房间里，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东西就都变得明亮起来，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上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开始放光，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盘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脸上挂着愉快而亲切的微笑，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下传来乌克列耶沃村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般的说话声和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庄稼汉抱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惯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帐记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①，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点新鲜，有点轻松愉快的意味，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在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建堂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积聚着，象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中安全阀的作用。
崔布金家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辛尼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鼻子里发出嗤嗤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沸腾着，呜呜地响，好象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利果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长长的黑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统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靴后跟踩得登登响，活象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门开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停在台阶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拉到耳朵边，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老头子身穿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每逢这种时候，他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憎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