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珊瑚是我的高中同窗。那时我的同桌是一个黑黑瘦瘦的男生，猴儿似的，皮肤是一种洗不干净的脏。我时常同他争辩，有时上自习，全班同学闹着闹着陡然安静下来，四壁里只听见我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恶斗，一旁的人听得出奇，轰地笑出来，我一下便深感耻辱。
我那时十几岁，穿一件苹果绿的小圆裙，骨头还在噼噼啪啪地生长，心已经长齐了许多奇异的棱角，轻轻一碰就会被触痛。更可恨的是有时被老师逮住，齐齐被拎到走廊里罚站。即便这样还不肯罢休，暗暗用眼神毒视对方。
珊瑚的到来使我和同桌的格斗变成固定模式：珊瑚推倒他砌在课桌上的书，同桌伸手抓她，我用一把尺子“啪”地狠狠敲在那只黑手上，然后我们拔腿就跑。慢慢地，同桌就学乖了。
那年的珊瑚穿一条洁白的淑女裙，有着安静、恬淡的笑容，内心却藏着比我更加不安定的气质，稍稍一触碰，便泄露出去。
不久便是高三的春天。有时抬头从窗子看出去，山一点一点绿起来，身边珊瑚的脸一点一点消瘦，我做数学卷子做得着急，哗啦啦全推到地上，珊瑚替我一本本捡起来，说：“马上就过了，马上。”我却觉得熬不到第二天。
二
高考时我和珊瑚不在同一个考场，也没有考到同一所大学，但两所学校离得近。我用了全部心思来写信，大部分是写给珊瑚的。珊瑚的信回得很快。我们那时不知为什么苦恼，在信里引用了许多忧郁的字句。我记得我在信末尾写：“人生哪信有华颠？”珊瑚也会在信里写她在英语话剧节时演斯佳丽，穿了湖水蓝的长裙从楼道咚咚地跑过去，伏在楼梯扶手上笑到死。
信里的语句，有着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华丽，因此只能用手写，用最工整的字迹、用蓝黑墨水才能衬托出它们的郑重。我们狂热地通着信，最密集时一天一封。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信件里絮絮叨叨述说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少年心事呢？它们曾在我和珊瑚的青春岁月里呼啸而来，然而如今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已经悬挂在记忆之外，远远地俯视着我们，再也触碰不到。
三
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见面。珊瑚的学校总是放露天电影。夏日的夜晚，幕布上光影流离，一束一束光线从人群中扫过，照在那些年轻热切的面孔上。我们其实每次连一部电影也没看完过，总是坐在人群里低声交谈。交谈的内容曾经是关于一个男生的，他在课堂上塞给珊瑚一封信，那是一封晦涩的情书。我们就着银幕昏暗的光线读那封信，信里的一句话我依然记得：“好姑娘，教我如何消磨好青春……”
那些飞快划过的时光，或许正是一些这样的消磨：和珊瑚沿着护城河散步，走了整个晚上，像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一圈又一圈。我们并不焦急，以为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以为我们会一直是16岁、17岁，或者18岁。25岁吗？不，那太老了。
四
珊瑚何时恋爱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时，她已经开始每天给他打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就是我当年的同桌。珊瑚的电话频繁占线，我开始一个人去图书馆找海明威的书来看，把一只耳塞塞在耳朵里。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光线明亮，空气安静，是一个适合在信纸上铺陈情绪的地方。
“珊瑚，这个周末我们学校电影院要放《芳芳》，你是否来看？”“珊瑚，你假期曾去打工的那家书店已经拆迁了，我买回许多《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原想把这些都寄给她，却怕打扰她恋爱的气氛，最后还是作罢。只用简短的电子邮件联系：“你好吗？他好吗？我很好。”我像是一只迟疑的蜗牛，每每爬向与珊瑚相反的地方，总是忍不住一再地回头张望。
假期我们一同去九寨沟，珊瑚的男友提着一台小小的相机，不停地为我们拍照。开始一切都很愉悦，但渐渐地他们便忘记我，我蹲下系鞋带的时间，他们已经说笑着走出很远。被冷落的感觉充斥着整个旅程，终于在回家的车上，我独自坐到窗边。一路上我告诉自己：成长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它包含着疏离、孤独和遗忘，但是你必须忍住疼痛步步前行。
五
临到毕业，珊瑚计划着要出国，每个周末她都在背英语单词。她是固执的，我也是固执的。我与她争吵，请她留下。我恨极时说：“你别把人心都说淡了！”其实自己心里已经一点点灰了，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也不愿意去和她见面，见面只是争吵。
年末珊瑚和男友分手了，是珊瑚提出来的。他们谈了一下午，说些什么我无从得知。我接到珊瑚的电话，和她一起出去喝酒，结果喝醉的是我，珊瑚却表现得很平静。寒假我与珊瑚一同回家，我们在30多个小时的车程中很少交谈。我听一盒Eagles的磁带，她一直在看《百年孤独》。晚上我醒过来，轻声问：“喂？”她说：“我在这里。”我于是又转过脸睡去。
一年后，珊瑚终于拿到了签证，其时是初夏。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的水果店里买樱桃，珊瑚对我说：“我的猫要交给你照顾了，交给别人我不放心。”我害怕柔弱的生命被托付给我，但是我无法拒绝珊瑚的要求，就如同当年第一次见到她，她微笑着伸出手：“我是珊瑚，以后就是朋友了。”
珊瑚先到北京再搭乘到澳洲的班机。我送她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子开动前，珊瑚把脸贴在密闭的车窗上，努力地夸张唇形要我读出她说的话。我微笑，挥手，但始终辨认不出她说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