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元年，皇上下令说：“加笞刑与死刑没有区别，侥幸没有死的，也不能自理。确定的刑法应是这样：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这样罪犯仍不能保全生命。到了景帝六年，又下令说： “加答刑的人，有的到死而答数还没打完，朕很哀怜他们。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又说： “打竹板，是用来教导他们的，要确定行刑刑具的法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示： “竹板，杖长五尺，主干一寸，竹的末端厚半寸，都把竹节削平。应当受笞刑的要扪。臀部。不得更改行刑的人，惩罚完一个罪犯后才更换行刑人员。”从这以后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但残酷的官吏仍把造作为威吓。死刑既然太重，而生刑又太轻，那么百姓就容易犯法。
等到孝武帝即帝位，外面追求征讨四夷的功劳，在内大肆追求声色的欲求，征集动用民间的人力和物资频繁，百姓耗损严重，贫困的人犯法，残酷的官吏掌握判刑的权力，为非作歹的人仍不止。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辈，一条一条确定法令，制作了知人犯法不举告、负责实地监察部主有罪一同判罪的法令，放宽酷吏执法苛刻的罪过，立即诛杀放出犯人的官员。这以后邪恶狡猾的官吏钻法律的空子，互相比较，法纲逐渐峻密。法令一共有三百五十九条，死刑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细节，死罪的判决和旧例相比较为一万三干四百七十二条。文件充满几案书架，重要的文献不能全都看到。因此郡国接受使用的相矛盾，有人罪相同而判处相异。奸吏趁机会做交易，想要人活就附上使他活的评议，想要陷害人就与死罪案例相比附，以构成死罪。议论的人都为此感到冤枉哀痛。
宣帝在民间时就知道情况如此，等到登上帝位，廷史路温舒上奏书，说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还有一种被保存，那就是治理罪犯的官吏。所说的话在《温舒传》。宣帝为此感到深深哀痛，就下令道： “近来官吏使用法律，舞文弄墨量刑日益加重，这是朕的不德。判案不适当，让有罪的人起邪恶的念头，无辜的人反而遭到杀戮，父和子相悲伤痛恨，朕对此很哀痛。现派廷史与郡国一同审讯囚犯，任务轻俸禄薄，现设置廷平，官俸六百石，人员四个。一定要公平对待，以使朕感到满意。”于是选拔于定国任廷尉，求得明察宽恕的黄霸等人任廷平，秋季的第三个月到朝廷议罪。当时皇上经常到宣室殿去，在那裹居住着进行斋戒并处理案件，官司刑法号称公平。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奏说道：“英明的君王设置直言规劝的大臣，不是发扬圣德，而是为防备安乐的生活；建立法制彰明刑令，不是为了太平，而是为了拯救衰败动乱以重新兴起。现在英明的主上亲自听取案情，即使不设置廷乎，官司也将自然判案公正；如果为开创后世，不如删改确定法令。法律一旦确定，百姓就知道所要躲避的，邪恶的官吏就无法玩弄法律了。现在不端正法律的根本，而去设置廷平治理法律的末端，政治衰败治理松懈，那么廷平将会揽权而成为动乱的祸首。”宣帝没有来得及修改纠正。
到元帝刚被立为皇帝，就下令说： “法令，是用来抑制强*扶助弱小，是希望人们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免。现在法令烦复而不简明，自己主管法文条例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用它去控制知识所不及的平民，这难道是刑法适当的意思！令讨论律令中可以免除减轻的部分，逐条上奏，衹求能使百姓方便安定。”
到成帝河平年间，又下韶说：“《甫刑》上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刑罚条目有二百’，现在死刑的条目有一千多条，法令繁杂，有一百多万字，于法律正文之外又另引案例判
案，一天比一天增多，本来在研究的人都不知道它们的来由，想明白开导群众，不是很难吗！用它来控制善良的百姓，使不知过错的无辜的人天亡，难道不是很悲哀的事！命令同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明白熟习法令的人讨论减免死刑以及可以省略的律条，使它们明白易懂，分条上奏。《书》上不是说吗？‘应当对刑法感到忧虑！，要审查核实，一定要以古代法律为基础，朕将尽全心去披览。”但官府中没有仲山父那样有明察才能的人，不能抓住时机广泛宣传主上的恩德，建立圣明的制度，作为一代的法律，而衹是求取细微的东西，列举毫毛大小的事情，作为应付韶令而已。因此皇帝的理论没有建立，一直到了现在。议论的人中有人说，法令难以多次变更，这是平庸的人不明白，疑虑重重堵塞了治理的道路，是聪明智慧的人所经常忧患的。所以大略列举自建立汉朝以来，法令稍加确定而且合乎古法便于当代的法令条文。
违朝建立的初期，即使有三条法令约束，但还是疏漏得像是漏掉了可以吞下船只的鱼的纲，然而大辟之刑中，尚还有灭三族的法令。法令说：“当杀三族的，都先用刀刺面额再用墨涂，割鼻，斩左右脚，用竹板打死他，斩下头悬挂木上，在市上把他骨肉剁成肉酱。其中诽谤骂人诅咒的，又要先斩断他的舌头。”所以称这为具备了五刑。彭越、韩信之辈都受到这样的杀害。到高后元年，才免除灭三族的罪刑、妖言令。孝文帝二年，又下令丞相、太尉、御史： “法律，是治天下的保证，用它来禁止残暴保卫善良的人。现在犯法的人已经被判决，却使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一同去接受惩罚，朕感到很不可取。你们议论一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道：“父母妻子儿女及同母所生兄弟一同定罪并拘捕，是用来重诫他的思想，使他难以去违法。拘捕他们的方法，已实行很久了。臣等的愚计，认为还是与原来一样为好。”文帝又说：“朕听说，法律端正那么百姓就谨慎，罪罚得当那么人民就听从。治理人民并用善来加以引导的，是官吏；既不能引导，又用不正当的刑法来处罚他们，这是刑法，反而害民，成为暴力。我没有看见它的便利，你们应仔细加以考虑。”陈平、周勃才说：“陛下有幸把大恩惠施行给天下，使有罪的人不受拘捕之罪，无罪的不相牵连同受罚，这样盛大的德操，是臣等所比不上的。臣等谨慎地奉行诏令，彻底废除拘捕法、连坐法。”这以后，新垣平阴谋造**，重新使用诛杀三族的刑罚。因此说，风俗变更，人的性情相近而习俗则相差很远，确实是这样。以孝文帝的仁慈，陈平、周勃的智慧，尚且有如此大的错刑和荒谬的议论，更何况那些沉溺于不良风习的庸才之辈呢？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的审案规定。五听：一叫听言辞，二叫观脸色，三叫观气息，四叫察听力，五叫测视力。八议：一叫王的五代以内的亲族，有罪考虑减免刑罚，二叫王的故旧，有罪考虑减免刑罚，三叫有德行的人，可以考虑减免刑罚，四叫有技能的人，可考虑减免刑罚，五是有功劳的人，可以减免刑罚，六是爵位高的人，有罪可以减免刑罚，七是为国事勤劳的人，有罪可以减免刑罚，八是前王朝的后人，有罪可考虑减免刑罚。三刺：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三宥：一是不审慎，二是无意，三是遗忘。三赦：一是幼小儿童，二是高龄的老人，三是天生的痴呆。凡是囚犯， “大罪两手同时上铐并且铐住脚，中罪铐住手和脚，小罪铐住手；王的同族铐住双手，有爵位的铐脚，以等待判决。”高皇帝七年，下诏御史：“官司有疑问的，官吏有的不敢判决，有罪的很久不加以定罪，无罪的长期关押不判。从今以后，县和道中的官司有疑问的，各自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审判定罪，二千石官员把犯人所犯的罪及判处的情况上报。所不能判决的，都移交给廷尉，廷尉也把判处的结果上报。廷尉所不能判决的，谨慎地仔细上奏，附上所应参照的法令让我知。”皇上的恩德如此，官吏仍不能照着去办。所以孝景帝五年又重新下令说：“各种有疑问的官司，即使是舞文弄法已判人罪，但人心有不服的，立即复议审定。”这之后，司法官吏又开始避开细碎的法律条文，达到自己愚蠢的用心。到后元年，又下令说： “官司，是国家的大事。人有愚蠢和智慧之分，官有上下之分。官司有疑问被判罪了的，命令审判定罪的已经呈报罪状而后发现不适当的，判罪的人不为过失。”从此以后，刑法更加详细，同五听三宥的意义相近。过了三年又下令说： “年龄高的老人长辈，是人人应尊敬的；鳏寡没有依靠，是人们应哀怜的。应颁布命令：年龄在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怀孕了还没生产的妇女，乐师、侏儒应当审讯拘捕的，可宽容不带刑具。”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令说：“朕惦念老年人，头发和牙齿都掉落，血气已经衰弱，也就没有凶暴叛逆的念头，现在有老人陷入莫须有罪行之中，被关在牢房，不得善终有生之年，朕很怜悯他们。从今以后，各位年龄在八十岁不是诬告、杀伤的罪犯，其他的都不要判刑。”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不满七岁，打架斗殴杀人以及犯下斩首死罪的人，向上请示廷尉，让他们知道，得以免死。”同三赦幼弱、年老人相合。这些都是法令稍加制定，就和古代相近似而且对百姓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