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乍看上去，陆春桥是个快活的女孩儿。她皮肤很白，脸上长着雀斑，一头蓬松的鬈发，穿着明艳夸张的衣服。若是在街上遇见她，你不会猜到她来自四川山区。她在南京一所大学里学摄影，毕业后留在上海，决心在这里扎根。直到2015年夏天，一场对话的发生。
一位同样来自四川的前辈问她：“一点儿也看不出你是经历过地震的哦。”
她说：“我们班在上体育课嘛，都活下来了。”
前辈又问：“你知不知道其他同学现在在干什么？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也许值得拍个片子。”她想了想，能够零星地忆起一点儿往事，但是他们在干吗，经历了什么，她不知道。
联系时已经是秋天了，上海的街边梧桐簌簌地落叶，她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给她北川中学初三四班的同学们打了一个月的电话。2008年发生地震时，他们整个班级因为上体育课而全部幸存。此后7年，大家很少联系。
一个月结束，她陷入巨大的震撼：地震后很多人经历的家庭变故、人生选择，还有关于爱情与亲情的复杂体验，都超出她的想象。
幸存者的悲伤
2016年春节，陆春桥带着摄像机回老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拍摄。大年初三，她组织了一次同学会，他们回到北川中学的教室。8年没见，大家都成了大人模样，有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大家还是很快亲近起来，想起彼此的外号，陆春桥叫同学肖静“小脑壳”，肖静则叫她“米冬瓜”。
“我們是5月12号那天晚上，曾经一起背靠着背坐在操场上的那个班级。不管关系好还是不好，但凡能够一起经历这场地震，经历过生死，你都觉得，你跟他（她）心里面是有连接的。”
20岁之后，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肖静是初三四班里几个好看的女孩儿之一，10年后还会被男生们提起。2018年5月9日，在北川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练功房里，我们才聊了两句，这位如今的舞蹈老师，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
很莫名。她没有直系亲属或好友在地震中去世，但在2016年回到新北川工作后，她常常会被某种复杂的情绪击中。
有时候是走在新县城宽阔的马路上，有时候是站在崭新的少年宫里，“我会想起当时那些（去世的）同学、老师，总觉得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都是因为一场地震和那么多人的生命，才换来的。”肖静说。
地震那天，初三四班在操场上体育课。当时正是自由活动时间，男生们打篮球打得正开心，女生们走在买冰激凌的路上，稀里糊涂的，不晓得怎么就都摔倒了，灰尘遮天蔽日。听见有人喊叫，看到有人跑出来，再看见教学楼垮了。他们15岁，个个都蒙了。
肖静待在操场上，直到妈妈找到她，把她一下子抱住，跪下来，“哇——”的一声哭出来。那哭声令人心碎，好像妈妈全身上下唯一的器官，就是一双流泪的眼睛。肖静看着妈妈，脑子是木的，别人叫她，她就转过头看人，不答应，也不说话，更哭不出来。
陆春桥有个好朋友当时读高一，教学楼整个垮掉了，陆春桥想去救她，但没办法救。她们从小一起玩耍。那是一个爱扎马尾、喜欢穿横条短袖的女孩，地震发生的前一周，她才开始和隔壁班男孩谈恋爱。
还有他们的班主任，本来已经跑到了空地上，但担心有学生留在教室里，又折返回去，再也没出来。
那时他们太小，班里多数人也没有直系亲属去世，大家很少去咂摸失去的滋味。在同学黄金城的记忆里，住板房的那几年，甚至有许多快乐的瞬间，雨天枕头被淋湿，和同学一起打闹，都是乐趣。
好像周围悲伤的事情，在他这儿就像拂过身上的一阵灰，拿手掸一掸，没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研究的一代人
开始拍摄时，陆春桥想拍的主题是“选择”。等她大学毕业，到达新的十字路口，她想知道同学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在哪里安家。更主要的是，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回到北川，有人早早结婚，有人在山里开挖掘机，还有一些人在县城里做生意、送外卖、打工，为生计奔波。不是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地震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吗？她想了想说：“应该是影响了他们做选择的能力。”
她慢慢觉得，拍摄这个班级，其实是在拍整个北川中学的那一代人。他们有相同的命运。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代人——震后，北川中学是非常典型的、被政府关注也被社会极度关爱的一所学校。而他们那一届，是震后第一届高中生，也是新学校建好后入学的第一届学生。
他们的高中三年，是重建的三年——城市重建，心灵也重建。生活中的一些好事，他们都过早地得到了。
首先是丰富的物质。震后两年，北川中学的学生不用缴学费，过春节时每个学生有500元压岁钱，成绩排名在全县前100名的，每月还有350元生活费。每隔几天，他们就排队领取外界捐赠的匡威、耐克等品牌的衣服，甚至还有洗面奶和卫生巾。
陆春桥那时已经意识到，丰富的物质带来的另一个结局是迷茫。“很多很多小孩被这种关爱扭曲了。原来只有上大学这条路，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不用努力学习，不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陆春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