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提亚蕾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在圣托马斯医院认识的。他是个犹太人，名叫亚伯拉罕，是个体格健壮、满头金发的年轻小伙。他个性腼腆，为人非常谦逊，天资也很出众，不仅考取了医学院的奖学金，念书的五年里还拿遍了所有能拿的奖项。他身兼内科和外科住院医师，才华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可。后来他被选入管理层，仕途一片光明。按一般人的经验，他毫无疑问会晋升为这个行业的顶尖人物，名利双收的未来就在前方等着他呢。就在他走马上任之前，他想去度个假。因为他没什么钱，于是在一艘开往地中海东部的不定期货船上找了份外科医生的差事。这种货船通常是不配备医生的，但圣托马斯医院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认识这条航线的主管，因为这层人情，亚伯拉罕才被获准上船。
几个星期后，医院当局收到他的辞职信，他放弃了那个人人艳羡的职位。这一举动令众人惊诧不已，一时间流言四起——当一个人干了件超乎常理的事，他的同胞总是会给他添油加醋地找一些不光彩的动机。不过，医院有的是候选人接替他的位置，亚伯拉罕很快就被人遗忘，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半点儿消息。
大约十年后的一个清晨，我在一艘即将驶入亚历山大港的船上排着队，和其他旅客一道等着接受医生的例行检查。有位医生块头很大，穿着一身破旧衣裳，当他摘下帽子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我觉得我好像见过这个人。突然间，我想了起来。
“亚伯拉罕。”我喊道。
他满脸疑惑地转头看向我，随后他认出了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彼此寒暄后，他听说我打算在亚历山大港过夜，便邀请我和他一道去英侨俱乐部吃晚餐。再次碰面后，我说我实在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他。他在这里的职位相当低微，看起来过得也并不宽裕。接着，他和我说了他的故事。
当年启程去地中海度假的时候，他其实一门心思想着，一回到伦敦就去圣托马斯医院赴任。一天早晨，他乘的货船在亚历山大港靠岸了，他从甲板上眺望这座城市。他看见了穿着破破烂烂长袍的本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一群吵吵嚷嚷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戴着塔布什帽的、一脸严肃的土耳其人。在艳阳和碧空下，他被一种莫名的感觉擒住了。他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就像是突如其来的一声惊雷。”可能这个比喻他觉得不够恰当，于是又改口道，“就像瞬间降临的天启。”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然后突然间，他感到一阵狂喜，一种身心都自由了的美妙滋味，他觉得自己回家了。不出一分钟，他就决定要在亚历山大港度过他的余生。离开那艘船并不是件太麻烦的事情，不到二十四小时的工夫，他就带着他的全部家当上了岸。
“船长一定觉得你疯了。”我笑着说。
“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这个决定并不是我做出的，而是我内心某种更强大的力量促使我做的。那时候我四处打量，想要找家希腊小旅馆住下来，我觉得我知道它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径直走进那家旅馆的。当我看见它时，我立刻认出了它。”
“你以前来过亚历山大港吗？”
“没有。我此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
他很快就在当地谋了一个公职，从那以后就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难道你从未后悔过吗？”
“没有，我一刻都没有后悔。我赚的钱只够我过日子，但是我很满意。我别无所求，只盼着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我死在这里。我的生活非常美好。”
第二天我启程离开了亚历山大港，直到不久前才再次回想起亚伯拉罕的故事。当时我正和一位当医生的老朋友共进晚餐，他叫亚力克·卡迈克尔，回英国来休个短假，我是在大街上偶然碰见他的。他在战争中表现优异，刚刚被授予爵士头衔，我向他道了喜。我们打算找个时间叙叙旧。当我同意和他一起吃晚餐时，他赶忙表示他不会邀请其他人，以免打扰我们的谈话。
他在安妮女王街上有一栋漂亮的老房子，布置得颇有格调。我发现他餐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贝尔纳多·贝洛托（意大利著名画家，在画作中对欧洲城市做了细致入微的描绘）的画作，还有两幅令我羡慕不已的约翰·佐法尼（18世纪德国风俗画家）的画作。当他的妻子，一位高挑的、穿着一身金色衣裳的美女起身离开后，我忍不住笑着说，他现在的生活与我们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相比，可真是天壤之别。那时候我们觉得，即便去威斯敏斯特桥大街上的破意大利馆子吃顿晚餐，都是件奢侈的事。亚力克·卡迈克尔如今已在六家医院身居高位，我估计他一年的收入能有一万英镑左右，而此次受封爵位也只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还有数不尽的头衔和荣誉都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我过得挺不错的。”他说，“不过说来奇怪，我能拥有这一切，全因交了一次好运。”
“此话怎讲？”
“哦，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吗？本来拥有大好前途的人是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事事比我强，各种奖项、奖学金，只要有他在，我的申请就没戏。他是第一，我永远只能是第二。如果他沿着那条路继续走下去，我现在的位子就都是他的了。那个人是手术台上的天才，没有人能和他比。他被任命为圣托马斯的住院医生之后，我进管理层的机会就没有了。我原本只能成为一个专科医生，你也知道，专科医生根本没有多少晋升空间，可是亚伯拉罕却主动退出了。我得到了那个职位，这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