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的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话，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除此之外，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
“但您得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是折磨人！”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去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打呀！”
她又放声大哭，跑回隔间去了。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刷刷的雨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把猎枪往背上一搭，走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①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满心愁闷。有个农妇走进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画家们回来厂，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
①马西尼（一八四四--一九二六），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他动动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这是干什么？您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把她推开，自己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勒紧肚子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须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吗？”
“今天星期四，所以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对，对……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烦闷，没事可做，想把您留下的人，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你走吧，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快活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她暗自问自己，“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她心情轻松愉快，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①，”她说，“我留下的东西，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注意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①里亚博夫斯基的昵称。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餐桌后面，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她确信，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快活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诚如要她去诽谤、偷窃、杀人一样。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跪在他脚前，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