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五年（1658年）对山东淄川县的学子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无论你读的是公塾还是私塾，都避不开被先生和家长反复训诫。训诫的内容是学生们挥之不去的千古噩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出身于淄川县的蒲家村。蒲家世代耕读，期待有一天族中子弟能够考取功名，把家族的社会地位往上提一提。可惜蒲家在科举上的表现很一般，没出过什么显赫人物。而蒲松龄从小兴趣广泛、心思灵动，还过目成诵，对文字极为敏锐，可称神童。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神童把技能点全都加到了奇怪的地方。
明代出版业发达，书籍品类繁多，尤其是各种稗官野史、小说杂流极为盛行。蒲松龄一接触到这些闲书，立刻沉迷进去。他最喜欢《庄子》《列子》，觉得“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这些书现在都已列入学生必读传统名著书单了，可在那时，它们在家长心中的地位堪比现在的游戏与网文。
但天才毕竟是天才。蒲松龄读闲书不光读个热闹，还学得像模像样。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里颇为自得地说：“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意思是说：我喜欢随便写点儿东西，偷偷学点儿古文，纯属野蛮生长。
这个古文是相对于时文来说的。在当时，“时文”特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而广义的“古文”指先秦以来的骈文、散文、辞赋之类；狭义的“古文”特指《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
不过，当时的应试教育很严格，有的老师连古文都不许学生读，因为太挤占精力。按照这个事态发展，蒲松龄专心于古文，学习成绩应该会受影响吧？但“别人家的孩子”蒲松龄在县试和府试中，都考了第一名，称为“案首”。
顺治十五年，蒲松龄以案首的身份，前往济南参加道试，也叫院试。蒲松龄进了考场，打开试卷一看，上面写着：早起。这个题目出自《孟子》里的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早起”这两个字便出自故事里的原句“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蚤起”即是早起。
蒲松龄拿到这个题目一时技痒，居然在严肃的考场涌出一股创作欲望。
但是，想在八股文里加创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八股文有严格的格式限制，考生必须按照破题、承题等八个部分来写。蒲松龄不管这些，一篇议论文就这样被他写成了一部短篇小说，而且写得严丝合缝，完全符合八股文规范。可这毕竟是道试，他写这么标新立异的文章，难道不怕被主考官黜落吗？
因为他是案首。按照科场不成文的规矩，案首只要不犯大错，在道试时百分之百会被录取。主考官黜落一个案首，那就是说点蒲松龄做第一名的知府和知县有眼无珠？这得罪的人就太多了。
考卷很快被送到了主考官施闰章的手里。施闰章学问很大，还特别开明，没有寻常腐儒的保守气息。他一拿到蒲松龄的卷子，大喜。蒲松龄的文章虽不太正規，但每一个点，施闰章都能捕捉到，并深得其趣味。施闰章在卷子后面评论：“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移风易俗。”于是，道试放榜之日，满城轰动，因为蒲松龄又拿了第一。
三次考试皆第一，蒲松龄在当地的风头一时无两。这时，有人劝蒲松龄先别急着起诗社，接下来还有乡试呢，那才是真正的龙门。蒲松龄却不以为意，那篇满分文章雄辩地证明，自己不必战战兢兢地苦守时文规矩，只要有才华，走杂学古文路线一样能摘取功名。
顺治十七年（1660年），蒲松龄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而归。乡梓震惊，却没太大轰动。乡试和前几场考试不同，这是与全省精英竞争，难度极大，谁也没法保证一定能上榜。
康熙二年（1663年），蒲松龄再赴考场，仍铩羽而归。蒲松龄从此立志，发誓“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学习计划很详尽，可蒲松龄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趣，没事偷偷写点儿诗，还顺便搜集各种神怪异事，写写剧本，甚至还热衷于编俚曲调子。后来他编的俚曲有专门的合集《聊斋俚曲》，衍生成淄博的一大民间曲艺流派。
蒲松龄的好友张笃庆看他每天忙活这些事，写信委婉劝他，你闲书看得太多了，对你考取功名是有妨碍的。果然，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又一次落榜。这说明蒲松龄根本没听张笃庆的话，气得张笃庆又写信过来骂他：“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其实张笃庆冤枉蒲松龄了。蒲松龄贪玩不假，可说起学习，态度却很认真。问题在于，他天生性灵在文学，后来又经施闰章点拨，把技能点都加到古文上面了。可惜这二者很难兼得。尤其是进入康熙朝之后，科举风气大变。康熙不喜欢有个性的文字，强调八股必须回归到经世致用上来：“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
这句圣谕对蒲松龄来说如当头一棒。他当年最得意的满分文章，如果放到这一时期，只怕就成了零分文章。
在这种矛盾中，蒲松龄一方面没放弃艺术追求，一方面又继续赶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期间，他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里面有多篇文章讲科举。尤其是《司文郎》，讲一个老僧能靠鼻子闻出文章好坏，结果最差的一篇文章作者反而中举。老僧感慨：“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话其实是蒲松龄自己的愤懑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