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其说，则表法十干，纪当法十二支，岂帝纪反用地数，而王侯用天数乎？
岁未及三，何以象闰？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责实，触处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诸家，多沿其说，或取阴阳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则并于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宁使续凫断鹤，要必象数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难合九章。近如邓氏《函史》之老阳少阳，《景岳全书》之八方八阵，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
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艺之文，今具可识矣。盖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谟、贡、范之属是也；《帝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皆古经定名。
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类，皆非定名。无定之名，《风》诗《雅》、《颂》之属是也。皆以章首二字为名。诸子传记之书，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随文起例，不可胜举；其取辨甲乙，而无深意，则大略相同也。象数之书，不在其例。夫子没而微言绝，《论语》二十篇，固六艺之奥区矣；然《学而》、《为政》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标名，无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万章之徒所记，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诵法《论语》之书也。
《梁惠王》与《公孙丑》之篇名，则亦章首字句，取以标名，岂有他哉？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师弟问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异哉？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乃当世之诸侯大夫，孔子道德为王者师，故取以名篇，与《公冶》、《雍也》诸篇，等于弟子之列尔；《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当世之诸侯，而与《万章》、《公孙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
就如其说，则《论语》篇有《泰伯》，古圣贤也。《尧曰》，古圣帝也。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且诸侯之中，如齐桓、晋文，岂不贤于卫灵？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不应取此也。晏婴、蘧瑗，岂不贤于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为篇首，而顾去彼取此乎？孟子之于告子，盖卑之不足道矣。乃与公孙、万章，跻之同列，则无是非之心矣。执此义以说书，无怪后世著书，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会篇名，强为标榜，盖汉儒说经，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然汉儒所以为此，岂竟全无所见，而率然自伸其臆欤？余曰：此恐周末贱儒，已有开其端矣。著书之盛，莫甚于战国；以著书而取给为于禄之资，盖亦始于战国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夺，而《国策》多有为人上书，则文章重，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愤》之篇，秦王见之，至恨不与同生，则下以是于，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则矜榜起，而饰伪之风亦开。余览《汉。艺文志》，儒家者流，则有《魏文侯》与《平原君》书。读者不察，以谓战国诸侯公子，何以入于儒家？不知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其书不传，后人误于标题之名，遂谓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岂有道德可为人师，而诸侯卿相，漫无择决，概焉相从而请业哉？必有无其事，而托于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国策》一书，多记当时策士智谋；然亦时有奇谋诡计，一时未用，而著书之士，爱不能割，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
如苏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征也。然则贫贱而托显贵交言，愚陋而附高明为伍，策士夸诈之风，又值言辞相矜之际，天下风靡久矣。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遂谓圣贤道德之隆，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呜呼！此则囿于风气之所自也。
假设问答以著书，于古有之乎？曰：有从实而虚者，《庄》、《列》寓言，称述尧、舜、孔、颜之问答，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虚而实者，《屈赋》所称渔父、詹尹，本无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文而假者，楚太子与吴客，乌有先生与子虚也；有从质而假者，《公》、《谷》传经，设为问难，而不著人名是也。后世之士，词掞藻，率多诡托，知读者之不泥迹也。考质疑难，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则称或问，恐其以虚构之言，误后人也。近世著述之书，余不能无惑矣。理之易见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笔于书，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设问，则已迂矣；必欲设问，或托甲乙，抑称或问，皆可为也。必著人以实之，则何说也？且所托者，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而少有声望者也，否则不足以标榜也；至取其所著，而还诘问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诬乎？且问答之体，问者必浅，而答者必深；问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伪托于问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于著述，苟足显其义，而折是非之中，虽果有其人，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况本无是说而强坐于人乎？诬人以取名，与动人以求利，问以异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于义有问答，是则在于文势则然，初不关于义有伏匿也；倘于此而犹须问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上官召之，适与某推官者同见。
上官诘之，其人复吟诗以自解，而结语云问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惧无以自白，退而诘其何为见诬，答曰：非有他也，借君衔以叶韵尔。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固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
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
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推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