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米海洛维奇·伊瓦欣心绪恶劣极了。他妹妹是个姑娘家，却搬到一个已婚的男子符拉西奇家里去住了。为了设法摆脱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野外老是不肯离开他的那种沉郁沮丧的心境，他就向他的正义感，向他的纯正美好的信念求援：他可是素来拥护自由恋爱的啊！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每次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得出和愚蠢的奶妈同样的结论，那就是，他妹妹行为不端，符拉西奇把他的妹妹拐走了。这真是愁煞人。
他母亲整天都没走出她的房间。奶妈小声说话，长吁短叹；他的姑妈每天都准备动身，时而把她的皮箱搬到前厅去，时而又搬回她的房间。家里，院子里，花园里，都静悄悄的，仿佛这所房子里死了人似的。他的姑妈，仆人们，甚至那些农民，依彼得·米海雷奇看来，都象是带着捉摸不透的困惑神情瞧着他，仿佛想说：“人家勾引你的妹妹，你怎么没有动静呢？”他责备自己无所作为，可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是。
照这样过了大约六天。到第七天，那是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一个骑马的人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他所熟悉的女人的笔迹写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伊瓦欣娜夫人收。”
不知什么缘故，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这个信封、这种笔迹、“夫人”这两个字，都有一种挑衅的、逞强的、自由主义的意味。而女人的自由主义总是顽强，不退让，残忍无情的。……“她宁可死，也不肯对她不幸的母亲让步，向她赔罪，”彼得·米海雷奇一面想，一面拿着那封信向他母亲的房间走去。
他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她看见儿子，就猛地坐起来，理一下从包发帽里滑下来的白头发，很快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写信来了，……”儿子说，把信交给她。
在这所房子里，“齐娜”这个名字，以至“她”这个字，都没有人提起。碰到说起齐娜的时候，总是不提名道姓，只说“写信来了”或者“走了”。……母亲认出女儿的笔迹，她的脸色变得难看，不愉快，她的白头发又从包发帽里滑下来了。
“不！”她说，摆一下手，好象那封信烫了她的手指头似的。“不，不，拿走！我说什么也不看！”
母亲放声大哭，又是伤心又是羞愧。她显然想看这封信，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容许她这样做。彼得·米海雷奇明白他自己应当拆开这封信，大声读一遍；然而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怒火，他跑到院子里，对骑马的人嚷道：“你回去说，没有回信！没有回信！你就这么说，畜生！”
他把那封信撕碎，然后眼泪涌上他的眼眶。他觉得自己残忍，有罪，不幸，就走到野外去了。
他只有二十七岁，可是已经发胖，按老年人的装束，衣服肥大，而且害上了气喘病。他身上已经有年老的独身地主的种种气质。他不谈恋爱，不想结婚，只爱他的母亲、妹妹、奶妈、花匠瓦西里奇。他喜欢吃好菜，睡午觉，谈政治，谈高尚的问题。……他早已大学毕业，不过现在他却把这件事看得象是服满了青年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服的兵役似的；至少，如今每天在他脑子里活动的思想已经跟大学以及他学过的那些科学毫不相干了。
旷野上炎热而安静，下雨以前总是这样。树林里蒸发着热气，松树和腐烂的叶子冒出一股浓重的气味。彼得·米海雷奇时不时地站住，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他查看他的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绕过三叶草地，有两次在树林边上赶走一只山鹑和它那些雏鸟。他一直在思忖：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不能永久拖下去，总得好歹把它了结才成。了结得愚蠢也罢，荒唐也罢，反正非了结不可了。
“可是该怎么了结呢？怎么着手呢？”他问自己，用恳求的眼光望望天空，再望望树木，仿佛央求它们来帮忙似的。
可是天空和树木沉默不语。纯正的信念帮不上他的忙；而常识告诉他，这个恼人的问题除了愚蠢的办法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今天对待骑马的人的那个场面绝不是这类场面的最后一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都可怕！
当他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时候他才觉得这个问题无论怎样也没法解决。跟既成事实妥协是不行的，不妥协也不行，而中间的道路却没有。他脱下帽子，用手绢扇着脸，顺着大路走，离家大约还有两俄里路，身后响起了铃铛声。那是配合得很精巧很成功的一串大大小小的铃铛，发出玻璃样的玎玲玎玲声。马车上装这种铃铛的，只有本县警察局长美多夫斯基一个人。他从前做过骠骑兵的军官，荡尽家财，身体虚弱，是彼得·米海雷奇的一个远亲。伊瓦欣家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齐娜怀着父辈的温柔感情，很喜爱她。
“我正好要到您家去，”他追上彼得·米海雷奇，说。“您坐上车来吧，我带您走一程。”
他微微地笑，样子很快活。显然，他还不知道齐娜跑到符拉西奇家里去了。很可能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可是不相信。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自己处境尴尬。
“欢迎您来，”他支吾道，脸红得快要流泪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谎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很高兴，”他接着说，极力做出笑脸，“不过……齐娜走了，我母亲病了。”
“真遗憾！”警察局长说，呆呆地瞧着彼得·米海雷奇出神。“我本来打算在您家里消磨一个傍晚呢。可是齐娜伊达①·米海洛芙娜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