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家传》，王裒《世传》，一家之书也。《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一人之行也。至于郡邑之志，则自东京以往，讫于六朝而还，若《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之类；其不为传名者，若《襄阳耆旧记》、《豫章志后撰》之类；载笔繁委，不可胜数。网罗放失，缀辑前闻，譬彼丛流趋壑，细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钝并铸者矣。司马迁曰：“百家言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又曰：“不离古又者近是。”又曰：“择其言尤雅者。”“载籍极博，折衷六艺。《诗》、《书》虽阙，虞夏可知。”然则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为划地之趋哉？
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组以成文，低昂时代，衡鉴士风，论世之学也。
同时比德，附出均编，类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吕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国史证于外志，外志征于家牒，所征者博，然后可以备约取也，今之外志，纪传无分，名实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标为专门，又以文苑乡贤区为定品；裁节史传，删略事实，逐条附注，有似类书摘比之规，非复古人传记之学；拟于国别为书，丘分作志，不亦难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详选举之条，志状碑铭，列入艺文之内。一人之事，复见叠出，或注传详某卷，或注事见某条；此殆有类本草注药，根实异部分收；韵书通音，平仄互标为用者矣。文非雅驯，学者难盲。今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和州志阙访列传序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夫网罗散失，紬绎简编，所见所闻，时得疑似，非贵阙然不讲也。夫郭公夏五，原无深文，耒◆网罟，亦存论说。而《春秋》仍列故题，《尚书》断自《尧典》；疑者阙而弗竟，阙者存而弗删，斯其慎也。司马迁曰：“书阙有间，其轶时时见于他说。”夫疑似之迹，未必无他说可参，而旧简以古文为宗，百家以雅驯是择，心知其意，所以慨然于好学深思之士也。班固《东方朔传》，以谓奇言怪语，附著者多，遂详录其谐隐射覆琐屑之谈，以见朔实止此，是史氏释疑之家法也。陈寿《蜀志》，以诸葛不立史官，蜀事穷于搜访，因录杨戏季汉名臣之赞，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阙文之旧章也。寿别撰《益部耆旧传》十卷，是寿未尝略蜀也。《益部耆旧传》不入《蜀志》，体例各有当也。或以讥寿，非也。自史学失传，中才史官不得阙文之义，喜繁辞者，或杂奇邪之说；好简洁者，或删经要之言；《晋书》喜采小说，《唐书》每删章奏。多闻之旨不遵，慎言之训误解。若以形涉传疑，事通附会，含毫莫断，故牒难征，谓当削去篇章，方合阙文之说。是乃所谓疑者灭之而已，更复何阙之有？郑樵著《校雠略》，以谓馆阁征书，旧有阙书之目；凡考文者，必当录其部次，购访天下。其论可谓精矣。
窃谓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论次之余，或有人著而事不详，若传歧而论不一者，与夫显列名品，未征事实，清标夷齐，而失载西山之薇；学著颜曾，而不传东国之业，一隅三反，其类实繁。或由载笔误删，或是虚声泛采，难凭臆断，当付传疑；列传将竟，别裁阙访之篇，以副慎言之训，后之观者，得以考求。使若陈寿之季汉名臣，见上。常璩之华阳士女，《华阳国志》有序录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详。不亦善乎？至于州县之志，体宜比史加详；而向来撰志，条规人物，限于尺幅，摘比事实，附注略节，与方物土产区门分类，约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实，率似计荐考语，案牍谳文，骈偶其词，断而不叙。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恺悌；吏称廉能清慎，忠信仁良；学尽汉儒，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苇茫然，又何观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标列传，务取有文可诵，据实堪书，前志所遗，搜访略尽。他若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存之则无类可归，削之则潜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编为《阙访列传》，以俟后来者之别择云尔。
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比事属辞，《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风教有异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言坟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辞文旨远，存乎其人。孟子所谓其文则史，孔予以谓义则窃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前古职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国之良史，著董狐、南史之直笔，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较也。
窃意南、董、左史之流，当时必有师法授受。第以专门之业，事远失传，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马迁网罗散失，采获旧闻，撰为百三十篇，以绍《春秋》之业。其于衰周战国所为《春秋》家言，如晏婴、虞卿、吕不韦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伙》、《吕氏春秋》，皆有比事属辞之体。即当时《春秋》家言，各有派别，不尽春王正月一体也。皆叙录其著述之大凡，缉比论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诸家，折衷六艺，渊源流别，不得不详所自也。司马迁《自序》绍《春秋》之业。盖溯其派别所自，非僭妄之言。司马氏殁，班固氏作，论次西京史事，全录《太史自序》，推其义例，殆与相如、扬雄列传同科。范蔚宗《后汉》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旧法，绳度不逾；虽无独断之才，犹有饩羊告朔，礼废文存者也。及《宋书》之传范蔚宗，《晋书》之传陈寿，或杂次文人之列，或猥编同时之人。而于史学渊源，作述家法，不复致意，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至于唐修《晋》、《隋》二书，惟资众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尽知，或附著他人传未，或互见一、二文人称说所及，不复别有记载，乃使《春秋》家学，塞绝梯航，史氏师传，茫如河汉。譬彼收族无人，家牒自乱；淄流驱散，梵刹坐荒；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马、班著史，等于伏、孔传经。大义微言，心传口授；或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阁，受业于其女弟。岂若后代纪传，义尽于简篇，文同于胥史，拘牵凡例，一览无遗者耶？然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于不替者也。《儒林传》体，以经为纲，以人为纬，非若寻常列传，详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后汉书》以下，失其传矣。后代史官之传，苟能熟究古人师法，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因以作述流别，互相经纬。试以马、班而论，其先藉之资，《世本》、《国策》之于迁《史》，扬雄、刘歆之于《汉书》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