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议《新唐书。段秀实传》云：柳宗元状称太尉曰“吾带吾头来矣”。文自明。《新唐书》改云：“吾带头来矣。”是谁之头耶？不存当日原文，则三更其手，非特亥豕传讹，将恐虫鱼易体矣。三曰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宜衷凡例也。迁书采《世本》、《国策》，集《尚书》世纪，《南、北史》集沈、萧、姚、李八家之书，未闻新编告成，遽将旧书覆瓿也。区区州县志乘，既无别识心裁，便当述而不作。乃近人载笔，务欲炫长，未窥龙门之藩，先习狙公之术，移三易四，辗转相因，所谓自扰也，夫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遗待后贤，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续马，范之继班，不亦善乎？藉使前书义例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如马无地理，班《志》直溯《夏书》；梁、陈无志，《隋书》上通五代；渠、陈、北齐、后周、隋五代。例由义制，何在不然？乃竟租更凡目，全录旧文，得鱼忘筌，有同剽窃，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调，改而更张。今兹创定一书，不能拘于递续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则不辞；后有来者，或当鉴其衷曲耳。历叙前志，存其规模，亦见刨例新编，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谓不得不叙者也。
和州文征序例乾隆三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词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来辑之故，为之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
至于史部所征，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征行迹也。但西京风气简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自孔追《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于史事，未甚亲切也。至于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撰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于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于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面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余，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
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编，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征献之意，是亦可矣。
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仿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余暇，采俯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奏议第一文征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征述第二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征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论著第三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托于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于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于《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援“论道经邦”，出于《尚书》，因低刘氏之疏略。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犊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诗赋第四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于州县文征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于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于近世，溺于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征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概从附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