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司府领州具，以州具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谱系，仅录宰相，彼一代浩繁，出于计之无如何耳。方州之书，登其科甲仕宦，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也。今仿《周官》遗意，特表氏族，其便盖有十焉。一则史权不散，私门之书，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则谱法画一，私谱凡例未纯，可以参取，其便二也；一则清浊分涂，非其族类，不能依托，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则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属可稽，非其籍者，无难句检，其便四也；一则昭穆亲疏，秩然有叙，或先贤奉祀之生，或绝嗣嗣续之议，争为人后，其讼易平，其便五也；一则祖系分明，或自他邦迁至，或后迁他邦，世表编于州志。其他州县，或有谱牒散亡，可以借此证彼，其便六也；一则改姓易氏，其时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明著于书，庶几婚姻有辨，且修明谱学者，得以考厥由来，其便六也；一则世系蝉联，修门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谱有书，而德行道艺，列传无录，没世不称，志士所耻，是文无增损，义兼劝惩，其便八也；一则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为虚设，其便九也；一则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则修而明之，可以推于诸府州县，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易》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夫网罗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后有网罗者也；表章潜隐，是先有潜隐，而后有表章者也。陈寿《蜀志》列传，殿以杨戏之赞；常璩《华阳》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时而穷也，故以赞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仅存之故，是亦史氏阂文之旧例也。和州在唐、宋为望郡，而文献之征，不少概见。至于家谱世牒，寥寥无闻；询之故老，则云明季乙亥寇变，图书毁于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当日仅存幸免者之曾若玄也。所闻所传，闻者不过五世七世而止，不复能远溯也。传世既未久远，子姓亦无繁多，故谱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则出私札笔记之属，体例未定，难为典则，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来。余于是为之慨然叹焉。
夫家谱简帙，轻于州志，兵燹之后，家谱无存。而明嘉靖中知州易鸾与万历中知州康诰所修之州志，为时更久，而其书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门难保之明征也。及今而不争为之所，则并此区区者，后亦莫之征矣。且吾观《唐书。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陈者矣，有及元魏、后周者矣，不复更溯奕叶而上，则史牒阙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则录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诮焉。每姓推所自出，备稽古之资也。详人籍之世代，定州略也。科甲仕宦为目，而贡监生员与封君及货授空阶皆与焉，从其类也。无科甲仕宦，而仅有生员及赀授空阶，不为立表，定主宾、轻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复列其子若孙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若皆列之，是与版图之籍无异也。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严讹滥之防也。正贡亦为科甲，微秩亦为仕宦，不复分其资级，以文献无征，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是《未济》之义也。
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图谱之学，古有专门，郑氏樵论之详矣。司马迁为史，独取旁行斜上之遗，列为十表，而不取象魏悬法之掌，列为诸图。于是后史相承，表志愈繁，图经浸失。好古之士，载考陈编，口诵其辞，目迷其象，是亦载笔之通弊，斯文之阙典也。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志于三代遗文，而于《图谱》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后代失所依据之故，本于班固收书遗图，亦既感慨言之矣。
然郑氏之意，只为著录诸家，不立图谱专门；故欲别为一录，以辅《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实未尝深考。图学失传，由于司马迁有表无图，遂使后人修史，不知采录。故其自为《通志》纪传谱略，诸体具备，而形势名象，亦未为图。以此而议班氏，岂所谓楚则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者非耶？夫图谱之用，相为表里。周谱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马迁采摭为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圆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马迁未列为图故也。然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明矣。图之远者，姑弗具论。自《三辅黄图》、《洛阳宫殿图》以来，都邑之簿，代有成书，后代搜罗，百不存一。郑氏独具心裁，立为专录，以谓有其举之，莫或废矣。然今按以郑氏所收，其遗亡散失，与前代所著，宋始径庭；则书之存亡，系于史臣之笔削者尤重，而系于著录之部次者犹轻又明矣。樽罍之微，或资博雅；卤薄之属，或著威仪。前人并有图书，盖亦繁富。史臣识其经要，未遑悉入编摩；郑氏列为专录，使有所考，但求本书可也。至于方州形势，天下大计，不于表志之间，列为专部，使读其书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谱，图象谱牒，《易》与《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系辞焉以尽其言。”《记》曰：“比事属辞，《春秋》教也。”夫谓之系辞属辞者，明乎文辞从其后也。然则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屋欲阙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
或曰：学者亦知图象之用大矣。第辞可传习，而图不可以诵读，故书具存，而图不可考也，其势然也。虽然，非知言也。夫图不可诵，则表亦非有文辞者也。表著于史，而图不入编，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图之不可传者有二：一则争于绘事之工也。以古人专门艺事，自以名家，实无当于大经大法。若郭璞《山海经图赞》，赞存图亡。今观赞文，自类雕龙之工，则知图绘，殆亦画虎之技也。一则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绘为图象，厕于序例之间，不立专门，但缀名胜，以为一书之标识，而实无当千古人图谱之学也。
夫争于绘事，则艺术无当于史裁；而厕于弁髦，则书肆苟为标帜，以为市易之道，皆不可语于史学之精微也。古人有专门之学，即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即有专门之体例。旁行斜上，标分子注，谱牒之体例也；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亥豕不得淆其传，笔削无能损其质，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俭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图，而八书可以六；地理、沟洫图，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舆，或不至于若是茫茫也，况夫方州之书，征名辨物，尤宜详赡无遗，庶几一家之作。而乃流连景物，附会名胜，以为丹青末艺之观耶？其亦不讲于古人所以左图右史之义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