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换药的动作太用力，把我女儿弄痛了，动作轻点儿好吗？”一位溜滑梯摔倒的小朋友，由父母焦急地带来挂急诊。住院医生检视小朋友的伤口，她的膝盖上有一条约5厘米的撕裂伤口。在疼痛与害怕的交互作用下，小朋友的哭声始终没停过。也许是疼女心切，家长将急切的心情，转化为对医生的不耐烦。
家长的语气不佳，虽然不见得有恶意，但为避免酿成纠纷，身为主治医生的我亲上火线，详细说明接下来的治疗计划：“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不过这是治疗必经的过程。伤口看起来不深，不至于造成深层的肌肉或肌腱受伤，只要做初步的伤口缝合就可以了。”
“要缝合伤口？那不是很痛吗？不能只擦点儿药吗？”听到我的建议，小女孩的父亲先是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不假思索地拒绝。
“伤口长度不小，况且又位于关节弯曲处，单靠换药可能很难愈合。”我自己也为人父母，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孩子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家长一定有诸多不舍，但无论如何，我必须给出专业的建议。
“你开个药给我，回家给她擦擦就行了，我觉得应该不需要缝合。”
伤口需不需要缝合，理论上应该由医生专业判断，不是家长说了算。但见他们的态度如此坚决，我也不便勉强，只能再一次说明缝合伤口的必要性，以及不缝合伤口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我说不要就不要，你说再多也一样！我不会让我女儿挨这一针！”家长如此的态度，令我也不禁动了气，虽然没有跟他吵架，但我交代护士帮病人包扎伤口后，便不再多说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小朋友又被父亲抱回急诊室，她的父亲说：“自从回家之后，血一直流个不停，已经换过3次药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把伤口处理妥当？”面对家长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勉强维持着客气的态度，但也很严肃地指出：“我当初已经明确告诉你，这样的伤口非得缝合不可，否则只要小朋友的膝盖稍微动一下，原本已经凝固的血块，就会开始出血。只可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坚持不肯缝合伤口。”
听完我的说法，小朋友的父亲不禁沉默，又考虑了一段时间，最终接受了缝合伤口的建议。再一次看着他们离开，住院医生叹了口气：“没想到医患之间的认知落差竟然这么大，他居然以为只靠换药就会好。”
我的看法则不同：“其实这样长的伤口，任何人看了大概都知道需要缝合，如果是那位父亲自己受伤，我相信他不会拒绝。问题在于，这事发生在他女儿身上，或许，疼惜孩子的焦急已经掩盖了理智。”一念之差的不忍心，误的却是孩子的身体健康。
忙了一天，回到家已是深夜。睡前，我把这天遇到的事当作和妻子闲聊的话题，甚至还谈到若是相同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能不能保持理性。这样的讨论在没有得出结论中结束。
隔天，我们俩起了个大早，我陪妻子到医院接受预定的产检。当时妻子正怀孕33周，预产期在一个半月之后。
“你赶紧去帮太太办住院手续。虽然周数还不足，但看来似乎有早产的迹象。”妇产科医生突如其来的一番话，令我们大吃一惊，也瞬间打乱了原本的计划。新生命将提前来到人间，与其说是兴奋，倒不如说是意外更多些。但现实不容许我多想，此时唯一能做的只有面对。
果然，第二天凌晨时分，女儿便呱呱坠地，但也一如先前所预料的，由于周数与体重皆不足，必须先送至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观察。当晚，重症监护病房的小儿科值班医生也是我的旧识，试着以朋友的身份安慰我。但交情归交情，基于新生儿加护的专业，他仍得详细告诉我种种可能的变化。
整夜我就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眼睛虽然闭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但这时候，我需要冷静，刚生产完的妻子尚需要我的照顾，自己千万不能慌了手脚。
清晨七点钟，电话突然响起，看起来是由院内的分机拨出，却并非我熟悉的号码。我靠直觉推断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忐忑不安地接起电话。
“我是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值班总医生。今天早上，我幫您的女儿检查过呼吸，也做了抽血检验。可能是因为周数不足，她的呼吸功能并不是太好……”电话那头话说得保守，不过意思相当清楚，这是当病情恶化时，医生为了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的标准说辞。由于自己也常对家属说这几句话，因此，我直截了当地接下去：“呼吸功能不佳，所以需要插管？”
“是的！我正是要告诉您，可能需要立即插管，用机器来辅助呼吸。当然，如果您对插管这项处置有疑虑，那我们可以用氧气面罩再撑一段时间看看。”确实，许多家属听到医生的此项建议时，都会有所犹豫，因此医生不得不提出其他家属比较容易接受，但治疗效果不佳的替代方案。只是这样的犹豫，可能导致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基于长期治疗急重症病人的经验，我不会怀疑这项处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不过当对象换作自己的女儿，出生不到一天就必须接受插管治疗，身为父亲的我，又岂能不心疼？
心念转动间，我要求自己必须理性，保持平时为病人做判断时的冷静。况且儿科医生此时的建议，是为了帮助我的孩子，身为家属，理应与医生站在同一阵线，更不该给他们压力。“该插管就插管吧！不必再撑了，如果错过治疗时机更麻烦。”我凭直觉给他肯定的答复，这时候我说话的语气，非但不像家属与医生的对话，反而像平日自己吩咐住院医生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