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轮船从敖德萨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甲板上有一位相当漂亮的先生，留一把小小的圆胡子，走到我跟前借火点烟，说：“请您注意坐在操舵室旁边的那些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或者英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谈羊毛的行情，谈庄稼的收成，谈自己的私事；可是我们俄国人碰到一块儿，不知什么缘故，总是只谈女人和高尚的题目。不过主要的是谈女人。”
这位先生的脸我已经熟悉了。昨天，我们乘同一班火车从国外回来。在沃洛奇斯克，海关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他的旅伴，一位太太，站在一块儿，面前放着一大堆装满女人衣服的皮箱和提篮。海关要他为一件女人的旧绸衣付税，把他搞得很窘，垂头丧气；而他的旅伴则提出抗议，威胁说要告到某人那儿去。后来在去敖德萨的路上，我看见他时而拿着馅饼，时而拿着橙子，送到妇女车厢去。
天气有点潮湿，船微微摇晃，女人们都回到自己船舱去了。那位留着小圆胡子的先生挨着我坐下，接着说：“是啊，俄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只谈高尚的题目和女人。
我们学识那么高深，我们那么了不起，所以我们发表的意见一概是真理，我们所讨论的只能是高级的问题。俄国的演员不会嘻皮笑脸，在轻松喜剧里他演得深沉。我们也是这样，即便谈的是小事，也必得用高深的观点谈。这是缺乏勇气、真诚、质朴的缘故。我们之所以常常谈女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满意。我们用过于理想的眼光看待女人，我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现实所能给予的，我们得到的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心怀不满，希望破灭，内心痛苦。谁要是为什么事痛苦，谁就老是谈这件事。我照这样讲下去，您不觉得厌烦吗？”
“不，一点也不厌烦。”
“既是这样，那就容我介绍自己，”我的同伴说，微微欠起身子。“我叫伊凡·伊里奇·沙莫兴，好歹算是个莫斯科的地主。……您呢，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他坐下来，亲切诚恳地瞧着我的脸，接着说：“象玛克斯·诺尔道①那样的二流哲学家会把这种经常议论女人的谈话解释做色情狂，或者解释做我们是农奴主，等等。我呢，对这种事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要再说一遍：我们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生养我们以及我们子女的人比我们高尚，比世上的一切都高明。我们年轻的时候，美化和崇拜我们钟情的人，在我们心目中，爱情和幸福是同义词。在我们俄国，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被人看不起的，肉欲是可笑的，而且惹人憎恶，凡是把女人写得美丽、富于诗意、崇高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总是获得最大的成功。如果俄国人从来就欣赏拉斐尔②的圣母像，或者热中于妇女解放，那么我向您担保，这里头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地方。然而糟糕的是：我们刚跟一个女人结婚或者同居，过不到两三年，就会感到失望，上当。我们就另外跟别的女人同居，结果呢，又是失望，又是悲愤，最后终于相信女人都虚伪，浅薄，爱虚荣，不公正，没有头脑，残忍。一句话，她们非但不比我们高尚，甚至不知比我们低劣多少。于是我们这些不满意、受了骗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发牢骚，讲那些弄得我们大上其当的事情。”
沙莫兴讲话的时候，我看出，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环境给予他很大的乐趣。这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十分思念祖国。他称赞俄国人，认为他们有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不过他并没有说外国人的坏话，这倒使人对他发生好感。我还看出他心里不平静，与其说想谈女人，不如说想谈他自己，我免不了要听到一个类似忏悔的长故事了。
果然，等我们要来一瓶葡萄酒，各自喝下一杯以后，他就开口了：“我记得在韦利特曼③的一个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另一个人就回答他说：‘这不是事情本身，只是事情的引子罢了。’同样，直到现在我所讲的那些话也只是个引子，实际上我要跟您讲的是我最近的恋爱故事。
对不起，我还要问一句：您听着不觉得厌烦吗？”
我说不厌烦，他就接着说：
“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省北部一个县里。我应当告诉您，那儿的风景美极了。我们的庄园坐落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高岸上，恰好处在所谓急流地段，那儿河水昼夜不停地哗哗响。您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的大花园，一些悦目的花圃，一个养蜂场，一个菜园，下面是一条河，岸边是枝叶繁茂的柳林，每逢柳枝上披着大颗露珠，它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仿佛变成灰色了。河对岸是一片草场，过了草场是一个高冈，那上面长着一片可怕的黑松林。树林里的松鼠菇多得数不清，树林深处生活着一些驼鹿。即使我死掉，装在棺材里，我好象也会梦见那些阳光耀眼的清晨，或者那些美妙的春季傍晚，在那种时候，夜莺和长脚秧鸡在花园里和花园外啼鸣，村子里传来手风琴的声音，家里有人在弹钢琴，河水哗哗响，一句话，象这样的音乐声弄得人又想哭，又想大声唱歌。我们耕地不多，然而草场弥补了这个缺陷，草场同树林每年能给我们带来将近两千的进款。我是父亲的独生子，我们两个都是俭朴的人，这笔钱再加上我父亲的养老金，完全够我们用的了。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头三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我管理产业，老是巴望着当选，参加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不过主要的是我热烈地爱上一个异常美丽而迷人的姑娘。她是我的邻居，地主柯特洛维奇的妹妹。这是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庄园里有凤梨，有出色的桃树，有避雷针，院子中央有喷泉，可是身上却一个小钱也没有。柯特洛维奇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不会做。他那样儿软绵绵的，仿佛是由焖萝卜做的。他用顺势疗法④给农民看病，热中于招魂术⑤。不过，他这个人倒是文质彬彬，温和，不愚蠢的；然而我对这类跟鬼魂交谈而且用催眠术医治村妇的先生并无好感。第一，凡是智力弱的人，他们的概念总是混乱的，跟他们谈话非常困难；第二，他们照例不爱什么人，不跟女人共同生活，这种神秘性对敏感的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他的外貌我也不喜欢。他长得又高又胖，皮肤白，脑袋小，眼睛又小又亮，手指头白而肥。他不是跟您握手，而是揉搓您的手。他老是赔礼道歉。他要一样东西对人说一声‘对不起’，给人什么东西，也要说一声‘对不起’。讲到他的妹妹，那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得告诉您，我童年和少年时跟柯特洛维奇一家人不认识，因为当初我父亲在某地做教授，我们在内地住了很久，临到我跟他们相识，这个姑娘已经二十二岁，早已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莫斯科她那有钱的姑母家里住过两三年，她姑母带着她走进社交场所。我跟她相识，头一次跟她谈话的时候，首先使我暗暗吃惊的是她那少见的、美丽的名字——阿莉阿德娜。这个名字跟她多么相配！她是个头发金黄色的姑娘，长得很瘦，身材十分苗条，灵活，匀称，姿态非常优美，五官秀气，极其高雅。她的眼睛也炯炯有光，不过她哥哥的目光缺乏热情，却又甜得腻人，象水果糖似的；她的目光则闪着美丽而骄傲的青春光芒。从我们相识的头一天起，她就把我征服了，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最初的印象是那么强烈，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我仍旧认为：大自然在创造这个姑娘的时候先有一种宽广而惊人的构思。阿莉阿德娜的嗓音，她的步态、帽子，以至她在河边钓鮈鱼而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都引起我欢乐的心情和对生活的热望。我根据她美丽的相貌和美丽的体态判断她的精神素质。阿莉阿德娜的每句话，每个笑容，都叫我赞叹，招我喜欢，使我推测她有高尚的灵魂。她亲切，健谈，快活，对人直爽，对上帝怀有诗意的信仰，对于死亡的想法也带有诗意。她的精神品质具有丰富的色彩，就连她的缺点都因而添上特殊的、可爱的性质。比方说，她要一匹新马而又没有钱买，——那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可以拿个什么东西去卖掉或者当掉，如果管家起誓说没有什么东西可卖或者可当，那么，不妨把侧屋的铁皮房顶拆了来，卖给工厂，要不然就在农忙季节把干活的马赶到市集上去，三钱不当两钱地卖掉。这些没法遏制的愿望有时候弄得整个庄园里的人毫无办法，然而她把这类愿望表达得那么优雅，到头来大家只好原谅她，容让她，仿佛她是个女神或者恺撒的妻子似的。我的爱情是动人的，不久大家就看出来了，我的父亲也好，邻居们也好，农民们也好，全知道了。大家都同情我。有的时候我请工人们喝酒，他们总是对我鞠躬，说：“‘求主保佑您娶上柯特洛维奇家的小姐。’“阿莉阿德娜本人也知道我爱她。她常常骑着马或者坐着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成天价跟我和我父亲待在一块儿。她跟我的老人处得很好，他甚至教她骑自行车，这是他所喜爱的娱乐。我记得有一天傍晚，他们准备骑车出去，我就把她扶上车，这时候她的模样那么好看，我觉得我的手一碰到她就发烫，我兴奋得浑身发颤。等到他们两个，老人和她，姿态优美地并排骑着车顺着大路走去，管家正巧骑着一头黑马迎面而来，那头马就急忙让路，我觉得它所以让路，是因为它也被她的美丽震惊了。我的热爱，我的崇拜，感动了阿莉阿德娜，使得她心软下来，她热切地巴望自己也象我这么入迷，也用爱情回报我。要知道，这是那么富于诗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