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象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大，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分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笨货啊，求主怜恤，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呐。”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她的套鞋和靴子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底襟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象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象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卒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
长得多么象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象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象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瓦西列芙娜，上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