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汤圆。但我们乡下人要土气一些，把汤圆叫作“圆子”。我的碗里一共有4个圆子，后来，有几个大人又给了我一些，我把它们吃光了。以我当时的年纪，我的母亲认为，我吃下去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复，她的儿子“爱吃圆子”，“他吃了8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爱吃圆子，一顿可以吃8个。
我相信吃酒席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某一场酒席上喝了一斤酒，人们就会记住，还会不停地传播：某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记忆都有局限，记忆都有它偏心的选择——人们能记住你与酒的关系，却时常会忽略你与马桶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亲仍认定她的儿子“爱吃圆子”。其实我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吃”这个问题上，爱和不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有”。在“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行为：能吃就吃。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逮住一顿是一顿。
我还想告诉我的母亲，其实那一次我吃伤了。很抱歉，“吃伤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可我会原谅自己。在那样的年代，有机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会吃伤。
我为什么至今还记得那碗汤圆呢？倒不是因为我“吃伤了”，首要的原因是汤圆属于“好吃的”。吃好吃的，在当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说的就是“好吃”与“记忆”的关系：饿狗记得千年屎。那碗汤圆离我才40多年，960年之后我也未必能够忘记。
“好吃的”有什么可说的吗？有。
我们村有一个很特殊的风俗，在日子比较富裕的时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关起门来独享是一件十分不得体的事情，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质疑：你不说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么会知道呢？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过过苦日子。我要告诉大家，人的嗅觉是十分神奇的，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的基因会变异，你的嗅觉会变得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这么说吧，你家在村东，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村子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们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
所以，乡下人永远都不会去烧单纯的红烧肉，他们只会做青菜烧肉、萝卜烧肉、芋头烧肉，一做就是满满的一大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送。左边的邻居家送一碗，右边的邻居家送一碗，三舅妈家送一碗，陈先生（我母亲）家送一碗。因为有青菜、萝卜和芋头垫底，好办了，肉就成了一点“意思”，点缀在最上头。
我们乡下人就是这样的，也自私，也狠毒，但是，因为风俗，大家都有一种思维上的惯性：自己有一点儿好的马上就会想起别人。它是普遍的，常态的。这些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家外来户。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如歌的行板》。它脱胎于一首西亚的民歌，作者不详。这首歌我引用过好几次了，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这么唱的：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還没有倒满半杯酒，
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第一次读到歌词是在198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宿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需要回忆，不需要。往事历历在目。在我的村庄，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伟大而温润的中国乡村传统依然没有泯灭，它在困厄里流淌，延续：每一个乡亲都是瓦尼亚，每一个乡亲都是卡契卡。我就是卡契卡，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瓦尼亚，就离开了我的村庄。这是我欠下的。
很可惜，在我还没有离开乡村的时候，这个风俗已经出现了衰败的态势，最终彻底没落了。
风俗和法律没有关系，可我愿意这样解释风俗和法律的关系——风俗是最为亲切的法律，而法律则是最为彪悍的风俗。
风俗在一头，法律在另一头。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好和坏不是从一头开始的。好，从两头开始好;坏，也是从两头开始坏。在任何时候，好风俗的丧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不是我危言耸听。
分享，多么芬芳的一个东西，它到哪里去了呢？
“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一块与狗分享的骨头才是慈善。”
这句话是杰克·伦敦说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上大学二年级，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这句话至今还像骨头一样生长在我的肉里。杰克·伦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质，分享源于慈善，体现为慈善。
我要感谢杰克·伦敦，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给我送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词：分享。此时此刻，我愿意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词：分享。这个词可以让一个男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男人——他曾经梦想着独自抱着一根甘蔗，从清晨啃到黄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体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骨头，这一根骨头也足以支撑起我的人生。这不是因为我高尚，不是，我远远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过他们的骨头，我自然有分享的愿望。“愿望”有它的逻辑性和传递性，愿望就是动作——父亲抱过我，我就喜欢抱儿子。儿子也许不愿意抱我，可这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的怀里将是我的孙子。是的，所谓的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