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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圣痕”象征着对她的**，以及随后而来的更大欲望的事前“惩罚”和事后“豁免”，“圣痕”若是假的，那她之后借机上位、赢得权势和信众的一系列行为就都丧失了合法性。“假作真时真亦假”，能骗过自己，也就骗过了全世界。更何况，欺骗自己、甚至骗一辈子，还能叫骗么？
面对克里斯蒂娜的指控，贝内黛塔“真心委屈”
保罗·范霍文对贝内黛塔的心理刻画可再与《圣女贞德》进行比较。只不过，相较贝内黛塔将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泥足深陷”，吕克·贝松则是人性与神性逐渐分离的“迷途知返”。
达斯汀·霍夫曼对贞德说的话，同样适用于贝内黛塔
贞德自幼年起看到的耶稣一直是“白衣天使”的形象，从小孩长到大人。耶稣的形象第一次发生变化是贞德历经了战场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后。此时的耶稣突然流血，质问贞德道：“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而耶稣的第三个形象竟化作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撒旦”，他步步紧逼地迫使贞德直面内心深处的秘密与恐惧：她并不是在以上帝之名战斗，而是以自己之名。这缘自她越烧越旺的复仇心理和对没能救回姐姐的愧疚之情。
只要足够虔诚，信仰便为我所用；只要深信不疑，我便可代天行罚。就像影片中克里斯蒂娜所发出的那句良心拷问：问题是究竟谁在解释上帝的旨意？比“合二为一”的心理更为糟糕的是，合二为一的后果。
贝内黛塔说自己与耶稣交换了心脏，这一心脏沉重得让她“重负不堪”。当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同时又生就一副“圣者心肠”，无疑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就像那个写下“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人，一转眼是可以屠城的。因为我就是那个“天道”，而“天道无常”，罪不在我。只要我初心不改，那干什么都是合理的。
通过一个修女的血腥上位史，保罗·范霍文最想说的，其实是掌权者的责任问题，以及以这样的政治人物去推翻上一个“黑暗统治”，将会引发怎样的灾难。
政治：所有人都是牺牲品
所谓“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即是政治话语，因为这话其实来自列宁而非马克思。在中世纪神权政治背景下，宗教的确作为一种系统化、体制化的统治术而存在。权欲熏心、唯利是图的上层人士，利用底层群体的无知与恐惧来欺骗、控制他们。讽刺的是，作为宗教势力的反叛者，贝内黛塔依靠的手段依然是欺骗，利用的仍是群体的盲从和恐惧。
每当她身陷险境或即将被揭穿的时候，耶稣都会恰逢其时地附身于她，这让她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额头出现“圣痕”令教长下定决心以她取代老修道院长时如此；面对克里斯蒂娜的揭发、迫使神父对其施加鞭刑时如此；性工具被发现、指责教廷特使渎神，并诅咒其不得好死时也如此；在即将遭受火刑的千钧一发之际，就更是如此。
仔细观察贝内黛塔在向公众发表“惩罚即将降临”的最后演说前的小动作，保罗·范霍文虽未明确拍出，但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宽大的衣袖下面，贝内黛塔手上的小动作。随后她张开双臂，献血从掌心汩汩而出。
笼罩在死亡阴影下的惊恐群众被她的话蛊惑，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教区特使被乱刀捅死。巴托洛梅娅将贝内黛塔从火刑柱上救下，发现了地上破碎的瓷片——至此，明眼的观众都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像教区特使临死前对贝内黛塔说的那样：到现在为止你还在撒谎。
迈克尔·哈内特说过：“电影是每秒24格的谎言。”贝内黛塔绝对是自己和他人人生的绝佳导演，她有能力将自己的幻觉和理想公诸于世并使人相信——仅凭这点，她便从一群自私自利的权势人物中脱颖而出。
她是深谙欲望和操纵群众的权谋大师；无情蔓延、吞噬一切的黑死病，则成就了她的弥天大谎和最终胜利。古往今来，多少政治家都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表演型人格——虽然他们自己未必这么认为。
那么，贝内黛塔就是历史的胜利者么？不。这胜利恰似她与巴托洛梅娅之间的情欲，依旧是来去匆匆、非常短暂，因为健忘的群众永远都是善变的。今天你还是人们的大救星，而明日就是人人喊打的丧门星——恰如感染了黑死病的前院长，只能在无人注视下，以一己之躯献上最后的燔祭。
我们不妨回过头去想这样一个问题：黑死病到底是怎么来到佩夏的？——是由感染了黑死病的教廷特使和前院长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上层人物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如果前院长没离开佩夏，特使好端端在佛罗伦萨呆着，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卷入政治权斗的漩涡，所有人便都是牺牲品。
我们再一路往前推：老院长本已甘居二线，之所以不顾自身安危地前往佛罗伦萨，还不是因为女儿之死受到的重大刺激？而原来，口口声声要拯救佩夏的“圣母”贝内黛塔，才是一切罪愆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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