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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故乡小村的巷道来了一群征兵的人，18岁的父亲瞒着奶奶去验兵，矮小干瘦的父亲并不被看好，在同伴和父亲的哀求下，验兵的人勉强同意他入伍，并且让他赶紧回家准备，很快就要随部队去西藏。天色未亮，父亲兴奋地走村串巷，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入伍的消息，告诉亲戚朋友们。当他跨进二奶奶家门槛的时候，二奶奶正开锅卸馍，看见父亲，提起一半的笼盖又重重扣下，馍香从蒸笼的缝隙钻出来，混着炊烟的味道，飘散在半条巷的空中。父亲哽咽着说自己就要当兵走了，希望他们照顾好守寡多年的奶奶，在冷淡的承诺中，他揣着一兜梦想与热血，离开了渭北平原，一路颠簸来到西藏。世界海拔最高的净土上，父亲目睹了许多年轻战友尚未到达前线就因水土不服、高原反应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三年过去了，战争结束，父亲随部队转到新疆建设兵团，结婚生子。他努力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哥哥说，父亲年轻时受了许多苦，日子略微好转，决定接奶奶去新疆。
奶奶既憎恨又放不下那片贫瘠的土地，即便被它榨干了血汗、吸完了青春，对于异乡的恐惧排斥，使她没有勇气迈出半步。父亲无奈返回部队，不久奶奶大病一场，他放弃了所有坚持，携家小转业回到故乡。
母亲多病，20年前已是半瘫。父亲退休后，一直留在单位看门，破产后的单位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父亲固执地和母亲住在荒草丛生、破败颓废的职工宿舍，他说孩子们都忙，就不添麻烦了，院子接地气，母亲进出方便，可以晒太阳，他们喜欢那里。然而当雪天他把母亲送到我们供着暖气的单元楼时，眼里写满欢喜和留恋。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彻夜辗转，疼痛难忍，吃了两三片止痛片也没效果。我把他接到我家，准备第二天去医院做全面检查。深秋的夜里，雨打梧桐，滴滴答答，有些冷。夜半去洗手间的我迷迷糊糊发现父亲房间灯亮着，推开门看见他把肚子顶在桌角，脸色蜡黄，豆大的汗珠爬满了脸庞，地板上的水在灯下闪着光。我连忙叫醒爱人，送父亲去医院，父亲阻止了要打120的我，说深夜不必惊醒院子的人。他强撑着和我们走到大门外，雨大夜深，半天等不到一辆出租车。父亲疼痛稍缓，边等车边走，医院不远，他硬是和我们一起走到急诊室。
医生开了一支“曲马多”，止住疼，让天亮细查。返回的路上，父亲像个孩子，怯怯地说因为他折腾得我们不能睡觉。我告诉他，不舒服就要及时告诉我们，人养儿女不就是为了这一刻！第二天早早去医院，化验单出来了，清楚写着肠癌晚期，多器官转移。我和哥哥总以为医院的设备落后，大约是误诊。带父亲去省医院检查，奇迹并没有发生，省医院床位紧张，好不容易找熟人住进去，父亲看着胃癌手术后奄奄一息的临床，又去楼道看清楚肿瘤科的牌子，悄无声息自己乘车回家了。
父亲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从确诊到离开，不过两个月时间。当轮流照管半瘫的母亲时，我才深切体会到父亲这些年的不易，成人世间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
那年奶奶的坟茔从塬上迁到坡下，父亲感慨奶奶青年守寡，中年儿子远走他乡，即便长眠，也得不到安稳。他说：“我不在后，就火化吧！骨灰撒到沟里，一把骨头不该让你们为难。以后你们的孩子能走远就走多远，守着一片土地，眼界窄，见识短，终不会有太大出息。”老家再次通知迁坟，又一次折腾奶奶，这次还有父亲，我们兄妹把他们母子从一架沟坡迁向另一架沟坡，铲车把一簇簇茂盛的酸枣连根挖出，快要成熟的酸枣像滚落的玛瑙，四下散去，墓坑深陷的黄土突兀地裸露在绿草丛中。奶奶和父亲被换到更小的匣子里，随着活人的意愿一次次流离。
蜿蜒的土道越来越窄，旧时岁月，每当天边露出鱼肚白，父亲从家走到沟底，挑一担泉水晃悠悠返回，如今泉眼早已干涸，水桶扁担已尘封在历史的角落，河床上的鹅卵石在荒草丛中渐渐褪色，那条土道上再也没有了父亲的身影。
泪眼中闪过一幕，扎着蝴蝶结的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坐在加重车子前杠上，父亲吃力地推着我爬坡，挥汗如雨，坐在前杠上的我那一刻惦念着同桌的红裙子。
两座坟茔渐远，转弯，斜阳染幽草，几度飞红，岁月静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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