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么愚蠢，多么恼人啊，”他醒过来后，瞧着乌黑的窗子，暗想：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不知为什么我倒睡足了。那么晚上我干什么好呢？”
他坐在床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廉价的、象医院里那样的被子，他懊恼得挖苦自己说：“你去会带小狗的女人吧。……去搞风流韵事吧。……你可只能在这儿坐着。”
这天早晨他还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张用很大的字写的海报映入他的眼帘：《盖伊霞》③第一次公演。他想起这件事，就坐车到剧院去了。
“她很可能去看第一次公演的戏，”他想。
剧院里满座。这儿如同一般的内地剧院里一样，枝形吊灯架的上边弥漫着一团迷雾，顶层楼座那边吵吵嚷嚷；在开演以前，头一排的当地大少爷们站在那儿，把手抄在背后；在省长的包厢里头一个座位上坐着省长的女儿，围着毛皮的围脖，省长本人却谦虚地躲在门帘后面，人们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胳膊。
舞台上的幕晃动着，乐队调音化了很久时间。在观众们走进来找位子的时候，古罗夫一直在热切地用眼睛搜索。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也走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就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体会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群里，一点出众的地方也没有，手里拿着一副俗气的长柄眼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的乐队的乐声，听着粗俗、低劣的提琴的声音，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同走进来、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身量很高的年轻人，留着小小的络腮胡子，背有点驼；他每走一步路就摇一下头，好象在不住地点头致意似的。这人大概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以前在雅尔塔，她在痛苦的心情中斥之为奴才的那个人吧。果然，他那细长的身材、他那络腮胡子、他那一小片秃顶，都有一种奴才般的卑顺神态，他的笑容甜得腻人，他的纽扣眼上有个什么学会的发亮的证章，活象是听差的号码牌子。
头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丈夫走出去吸烟，她留在位子上。古罗夫也坐在池座里，这时候就走到她跟前去，勉强做出笑脸，用发颤的声音说：“您好。”
她看他一眼，脸色顿时发白，然后又战战兢兢地看他一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双手紧紧地握住扇子和长柄眼镜，分明在极力支撑着，免得昏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她坐着，他呢，站在那儿，被她的窘态弄得惊慌失措，不敢挨着她坐下去。提琴和长笛开始调音，他忽然觉得可怕，似乎所有包厢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可是这时候她却站了起来，很快地往出口走去；他跟着她走，两个人糊里糊涂地穿过过道，时而上楼，时而下楼，眼睛前面晃过一些穿法官制服、教师制服、皇室地产管理部门制服的人，一概佩带着证章。又晃过一些女人和衣架上的皮大衣，穿堂风迎面吹来，送来一股烟头的气味。古罗夫心跳得厉害，心想：“唉，主啊！干什么要有这些人，要有那个乐队啊。……”这当儿他突然记起那天傍晚他在火车站上送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时候，对自己说：事情就此结束，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这件事离着结束还远得很呐！
在一道标着“通往梯形楼座”的狭窄而阴暗的楼梯上，她站住了。
“您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呼吸急促，脸色仍旧苍白，吓慌了神。“哎，您真吓了我一大跳。我几乎死过去了。您来干什么？干什么呀？”
“可是您要明白，安娜，您要明白，……”他匆忙地低声说“我求求您，您要明白，……”她带着恐惧、哀求、热爱瞧着他，凝视着他，要把他的相貌更牢固地留在她的记忆里。
“我苦死了！”她没有听他的话，接着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您，只想您一个人，我完全是在对您的思念中生活着。我一心想忘掉，忘掉您，可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呢？”
上边，楼梯口有两个中学生在吸烟，瞧着下面，可是古罗夫全不在意，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拉到身边来，开始吻她的脸、她的脸颊、她的手。
“您干什么呀，您干什么呀！”她惊恐地说，把他从身边推开。“我们两个都疯了。您今天就走，马上就走。……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恳求您，央告您。……有人到这儿来了！”
下面有人走上楼来了。
“您一定得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接着小声说。
“您听见了吗，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我会到莫斯科去找您的。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决不会幸福，决不会，决不会！不要给我多添痛苦了！我赌咒，我会到莫斯科去的。现在我们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心的人，我宝贵的人，我们分手吧！”
她握一下他的手，开始快步走下楼去，不住地回头看他，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也确实不幸福。……古罗夫站了一忽儿，留心听着，然后，等到一切声音停息下来，他就找到他那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四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真的动身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从斯城去一次，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去找一位教授治她的妇女病，她的丈夫将信将疑。她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商场住下来，立刻派一个戴红帽子的人去找古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