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辛尼雅跟赫雷明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架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块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都说阿克辛尼雅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
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赶忙站起来，对她说：“请您赏光坐一会儿，克塞尼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一个上了岁数、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统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啊谈的，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按照她说的低价，把马卖给了她。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对您这样的女人，克塞尼雅·阿勃拉莫芙娜，不论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满足您。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这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着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崔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开口要。家里人已经习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习惯了。不知什么缘故，无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掩上衣襟，竖起衣领，在村子里溜达，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辛尼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还没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木了。有一天他来了一封信，是用诗体写的，写在一大张象呈文样的纸上，而且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在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吧。”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崔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里扎洛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气愤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
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们儿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他打自己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崔布金听着，一动也不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们儿不骂人，那都一样，……”“拐杖”说着，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所房子吧，玛卡雷奇！买匹马吧，玛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轻便马车吧，玛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象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家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路，老崔布金也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蹒跚地走着，他迈步不稳，好象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