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佳人》中有些细节让人过目难忘。当郝思嘉驾着马车穿越战火，历经困苦周折回到自己的陶乐庄园时，她看到的却只有荒废的田野和幾近一无所有的家园。随后，她从地里爬起来，手握泥土对天发誓：“上帝啊，你为我见证，做我的见证人！他们不会击败我，我一定要撑住这个家。而且，等一切都过去之后，我绝不再挨饿，我的家人也绝不再挨饿！即使我说谎、偷东西、欺骗、杀人……上帝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绝不要挨饿！”
感性层面，这段独白让我看到一个自强不屈的灵魂;理性层面，这是人类道德圈的缩小。有些小说和电影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它们揭露了人性中的阴暗。世人爱谈道德，但道德往往是最靠不住的。这不仅体现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观，而且就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道德半径。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其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道德圈的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自我标榜，其所涉及的是道德圈的自我调整。而郝思嘉说，为了自己不挨饿，宁可去杀人，则是将人类的道德圈进一步地缩小（人类道德圈缩至最小甚至归零，恐怕就是食肉寝皮了）。而如果她摆脱了困境，也可能会赈济邻里甚至与她毫无瓜葛的人，那时候她的道德圈便又变大了。
最早提出“道德圈”的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威廉·莱基。莱基认为，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人类最初降临于世的时候，他们的仁慈善心与自私本性比较起来，力量简直微不足道;而道德的作用就是逆转这一局面……仁慈善心曾经只限于家人，后来圈子逐渐扩张，首先扩张到一个阶级，然后扩张到一个国家，再后来扩张到国家联盟，之后扩张到全人类。最后，就连我们对动物的态度也受其影响。”
1756年，在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中带领民兵为英国效力时，华盛顿在给丁维迪州长的信里曾这样写道：“为了免除人民的痛苦，即使把我作为牺牲品去满足杀人成性的敌人，我也心甘情愿。”然而，同样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军人，印第安人在他眼里却只是一群野蛮的动物。当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站在一起时，华盛顿和杰弗逊就忘记了启蒙运动。华盛顿指使他的将军向易洛魁人进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该地不仅是被占领而且是被摧毁”。而在另一次进攻前，他又强调，“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1783年，华盛顿把印第安人与狼相提并论，“二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杰弗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主张“天赋人权说”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然而在印第安人战争期间，杰弗逊反复强调的却是彻底摧毁有敌意的部落，他们“凶残的野蛮行为就是根除他们的理由”“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灭其全部”。
那时候，人的普遍意义没有建立起来，华盛顿的道德圈所能惠及者，还仅限于北美洲的白人。
历史是时间的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整体性的道德观念在提升，这得益于物质的丰富、知识的普及、能力的提高以及人际交往的增加。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至少在表面上已渐渐为主流群体所接受。
达尔文赞同莱基的看法，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谈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慢慢有了超越人本身的同情心，它越来越细腻、柔和，拓展到一切有知觉的生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只是少数几个人尊重而实行这个美德，但通过教诲和示范的作用，很快就传播到年轻的一代，并最终成为公众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类道德圈的建立，和宗教有很深的关系。不过，不同的宗教，其道德圈并不相同。有的急于寻找异教徒，并将他们推上地狱的火刑柱;有的则将慈悲推及众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我年少时喜欢读一些佛学类的书，知道有个叫晱子的菩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走路不敢太重，怕踩得地疼。”晱子的道德圈大到无我的地步。这难免给人一种荒谬感，就像在说：“走太快了也不行啊，会撞伤空气！”然而我能理解晱子的悲悯。我虽然没有敬过外在的神，但总相信人有内在的神性。晱子的这番话，是人性中诗性的流露，只是对人类似乎没有什么用。
道德圈可分为两种，包括纯精神层面的和行动层面的，其所对应的是理想道德半径与现实道德半径。所谓伪善，有时是因为人在现实中可以走完的道德半径，赶不上他理想中的道德半径。两个圆圈的疏离与晃荡，难免让人视之为忽悠。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心半径大而力半径小。
人们常说：“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人类的困境是，在道德圈不断扩大的同时，破坏半径也在扩大。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地球上的这个年轻物种具有了将其世世代代所积累的道德资源清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