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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辈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人类可以怎样忍辱负重地在渣滓中找甜，如今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或许要习得顽强而不知意义的，坚韧而没有目的的活着。慈悲地，为了一呼一吸而活着。
四、“出走”与“回归”
分析本片的叙事结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出走与回归”是影片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和观影后并不觉得压抑的原因。表面上，刘耀军、王丽云夫妇逃避失子的痛苦出走，二十年后回归家乡；养子刘星叛逆出逃，后又回归家庭；海燕一家背负耀军家庭两条人命，惶惶不可终日，临终选择了忏悔，浩浩选择了吐露真相。实际上，内心深处刘耀军夫妇与无解的悲哀和解，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现实秩序以外，每个人都获得了救赎和归位。
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一定是建立在情感需求之上的。养子刘星对夫妇俩的隔膜，耀军夫妇丧子的隔膜，浩浩对耀军一家的隔膜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难以完成自己身份的确认，人生意义的确证，就像无根的浮萍，四处漂着，扎不下来；另一层面，人还有一个社会身份，这份认同建立在社会变革之中，每一次的时代浪潮，文*、知青下乡、回城、严抓严打、下岗、下海热，都是一次回答“我是谁”的关口，刘耀军夫妇虽在福建度过半生，但没有融入社会群体，缺少了社会身份的认同，这一次的归乡，是双重的“回归”，双重的“找回”，双重的“释怀”，于海燕、沈浩、刘星又何尝不是呢？
人生浮浮沉沉，处处都是“出走”和“回归”，所以生命轨道尽管曲折，仍然完满。导演选择这样的大结局，或许有对人物命运、时代变迁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体认，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回答了新时代更快速的变革下，人要怎样找回自己的情感寄托和身份认知，要用爱和慈悲，用坦诚和超越感受活着，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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