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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话时，正是陈扬一周中工作最忙的时候。母亲做了肠镜，结果显示是肠癌。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愣了一两分钟，随后决定请假回家。几乎所有的亲戚给她打电话时都会哭，但她觉得还远没到要哭的时候。
收拾自己和女儿的行李时，陈扬开始在心里列日程表——需要请几天假，带母亲去哪家医院就诊，回家要跟父母说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所以没有时间崩溃，脑子特别清晰。”
她曾在别人的故事里想象自己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那种想象跟真实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连倒班的人都没有。”
在一家航空母舰式的医院里，父母拿着单子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她领着父母去不同的诊室，做各种检查。
母亲住院做手术，她和父亲陪床，白天姨妈过来替换父女俩。吃饭，就随便在医院门口对付一下。她那时觉得“独生子女特可怜”，“你不可能什么都行，你不可能什么都能做到”。
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疗后，她开始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上午照顾女儿起床穿衣，然后去医院陪母亲，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
晚上，她哄女儿入睡。那段时间，两岁多的女儿学会了一句话：“妈妈洗手。”因为妈妈去医院陪姥姥了，妈妈要洗手。
“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不能帮你太多，但至少可以做到不给你增添负担。你们以后既要管孩子，又要管老人，管不过来的。”陈扬说，“但那时我知道，这个日子提前来了。”
陈扬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结合被学者称为“双独家庭”。
生活里经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早晨，陈扬正在给女儿穿袜子，从丈夫口中得知婆婆前夜咳血，一瞬间，“我整个人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凉了”。2
陈扬出生的前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给中国这一代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中国作家》刊登了题为《中国的“小皇帝”》的文章，文中称独生子女“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上了‘421’综合征”。“421”是指，由4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
1991年，陈扬5岁时，父母送她去省歌舞团学舞蹈。5年后她拥有了一台德国进口的钢琴，小学毕业跟着老师飞到三亚去参加夏令营。父亲还给她买过一辆很酷的6挡变速山地车，尽管她很少骑。陈扬的表妹很小就开始学外语、电子琴和国画——那一代父母已经很重视教育了。
母亲生病前，陈扬对“独生子女”没有概念。她的玩伴除了同学，还有表妹们，姥姥家曾是孩子们的游乐园和食堂。
20世纪初，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曾指出独生子女存在某些个性弱点。比如，胆小、谨慎、恐惧、不合群、孤僻、任性、娇气、利己、忌妒、易怒、固执、心理不稳定、社会适应能力差、性格不健全，品质、道德落伍，这些缺点被称为“独生子女综合征”。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专家风笑天认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
“我爸说活着要‘向上’，‘向上’就是你要一直去期待更好的，对自己的人生有更高的要求，有一种昂扬开朗的精神状态，然后就是要快乐、平安。”陈扬说。
陈扬身上背负着一些原本属于上一代人的梦想。母亲的理想是读人大新闻系，考了两年都没能考上，最终放弃了。“所以她就会对我有一种读名校、去北京的期待。”陈扬坦承。
从5岁开始，陈扬的母亲就让她写日记，而且每天都会检查。陈扬读书时理科很好，考大学时特别想选理工科，但是父亲“很固执”，认为她有写作的底子，读文科至少是不会失败的选择，而且女生学理工科太苦了。3
除了在医院与家之间“折返跑”，母亲生病这件事儿也冲击着陈扬的观念。
将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后，接受多年精英教育的她做了以前从不屑于、也不会做的事。
她给主刀大夫送礼物，发很长的情真意切的短信，每天给他们的微信运动点赞，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自己。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的都是我妈，没有任何我送不出去的东西，或者我不好意思说的话，我根本不在乎去求别人了。”陈扬说。
母亲的病情不乐观。一次会诊后，医生表示不太愿意收治。在医生的办公室，陈扬一下子就哭出来了。“我说，教授，求你救救我妈吧。我一般是不会哭着求人的，但是那一刻，那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希望。”陈扬坦言，自己原本不想当官，也不渴望拥有特别多的财富，只想活得独立，带一点审视的眼光。“我第一次认为，一个人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真的太难了。”
最近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她脱口而出，说自己“混得特别差”。
“我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感觉，甚至都不会用这种词。有人很轻松就能让父母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但我远远做不到。”陈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