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青”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2017年的《脱口秀大会》上，原意指“只知道讨好年轻人口味的流行文化”。比如，年长者（也包括年轻人自己）通过效仿所谓“年轻人”的言辞、行为方式和爱好，取悦社会中的青年群体，来获得更多的关注，以保证自己“不过时”。
时至今日，从某种程度上讲，“媚青”似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各个层面对年龄增长的焦虑：娱乐圈不断将目光聚焦在更年轻的新人身上，市场越来越多地将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人作为推销对象，社会舆论通过广告、影视剧和大众媒体制造早衰的焦虑感。年长不再意味着智慧，只意味着令人恐惧的中年危机和被人忽视。一
不久前，短片《后浪》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热议。“前浪”与“后浪”之间令人尴尬的代际割裂，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前浪”“后浪”的划分，本身就默许了代际间的对立。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似乎一代人只有推翻另一代人，才能在社会中安身立命。
在中国，人们似乎已经对代际的划分习以为常。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电影界有着“七代导演”的说法，建筑界有“五代建筑师”的区分，艺术界也会谈到“中国五代油画家”。
用“代”来讨论艺术领域的普遍成就和风格倾向，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但由于断代往往是以时代背景的演变为前提的，这种划分也抹除了个体间的差异。荷兰策展人琳达·拉森伍德就曾经在自己的展览中专门介绍了中国艺术界的代际划分，并表示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按照代际来划分人生的观念。最为著名的当属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社群动物，“年龄段”的概念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归属感。人们也越发习惯用“代沟”这样简单的词汇，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直接用年龄来定义一个人所属的群体，更多反映的是与年龄绑定的社会期望：一方面，它预设了人成长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则认为人的生存状态应当与其年龄相“匹配”。
由此可见，无论是以群体所处年代为标准的代际划分，还是以个体年龄为标准的代际划分，折射出的都是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双重标杆在“年龄”上的体现。而所谓的“媚青”，传达的也并不只是对年轻者的迎合，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时代的求新、求快，以及简单的价值取向。二
2014年左右，随着“小鲜肉”一词的盛行，人们追捧的偶像、明星也变得越来越低龄化。
很显然，“小鲜肉”并不仅仅意味着年轻的面容，他们是被全方位消费的。人们不再需要神坛上的艺术，也没有工夫去理解和品味艺术——他们需要的是可以快速消费且直白易读的商品。在这种商品里，无论是价值观的树立，还是情绪的表达，都不再需要深刻的内涵或含蓄的情感。
粉丝的态度则展现了当代人在社会压力下的挣扎。没有人想当“痛苦的成年人”，人们不再需要完美的偶像去高山仰止，而需要将明星世俗化、平凡化，以此来映射自己的生活状态。年轻意味着简单、直接、心无城府，以及真实。人们对年轻明星的追捧，一方面反映出对成熟和复杂心智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童年（青春期）”心理的补偿。三
伴随审美趣味低龄化而滋生的是，日益严重的年龄焦虑——当影视剧、综艺节目里的明星们没有一丝皱纹，少有衰老的痕迹时，坐在屏幕前的人却越来越早地感受到自己的衰老。
2016年5月4日，据联合国官网显示，联合国大会将“青年”定义为年龄介于15岁至24岁之间的群体。这一消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90后”（也包括一部分“00后”）仿佛集体进入“中年危机”，即使当时最大的“90后”也不过26岁。
美国社会学家塔科特·帕森斯曾谈到，青年的焦虑感来自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当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始自称“老阿姨”，三十出头的男人被吐槽“油腻”时，年龄焦虑折射出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早衰。
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固化、同龄人之间竞争的加剧、行业门槛的不断提高、来自上一辈人的压力，都导致了年轻人的迷茫和焦虑。“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在文章《宽松的一代》中谈到，与父辈相比，年轻一代得到的物质条件更优厚，接收的信息更为丰富，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学业、职业、婚恋、生子等“人生大事”，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焦虑与迷茫，而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在“佛系”“丧文化”背后，是一种放弃抵抗和抵抗无用的悲观。年轻人的年龄焦虑不只是对衰老本身的恐惧，更是一种“青年气质”的丧失，一种对“努力奋斗可以改变命运”的质疑。
另一方面，焦虑本身也来自观念的灌输。全社会对年龄相关的流行词汇的讨论，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舆论倾向。
在《仿像与模拟》中，让·鲍德里亚谈到后现代媒体与现实的混淆，媒体不再作为现实的真实再现，而是通过复杂的媒介手段，构成独立的现实，并反向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害怕年老”的言论，正在反过来影响人们真实的自我认知心态乃至行为方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