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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都在作莎译，对高宫作品的思考肯定不如以前深刻，这篇回答亦是随手写就、用来抛砖引玉，请大家多多包涵。
主要原因 人们对作品的误解主要是因为高畑勋在本作使用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理论与作品的剧本并不合拍。 间离效果与高畑勋的初衷 布莱希特认为，传统戏剧的观众倾向于让自己进入虚幻的叙事空间和角色的情感之中；而他希望观众能够保持一定疏远的距离、对戏剧中的人物进行批判和反思。高畑勋在创作《萤火虫之墓》时也正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希望人们对清太的行为(不接受远亲的救助，最终将妹妹和自己害死)做出评判，由此对脱离社会的行为进行反思。 高畑勋：这部动画与‘诉求反战’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作品里头的任何一幕一景也完全没有刻意去传递反战思想的意思，主要想借由故事中清太与节子脱离社会群体、想以仅仅两人来建立一个家庭生活的行为，来影射出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特别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们。(映画を作りながら考えたこと，p.471) 更深层次地，本作和《龙猫》是合映(先放《龙猫》再放《萤火虫》)，因此看过《龙猫》、获得了幻想性趣味的观众，紧接着就要观看《萤火虫之墓》这种冰冷、悲惨的作品，高畑勋或许希望他们对动画这种幻想的艺术进行反思。 片渊须直：主人公，14岁的少年清太抗拒周围的大人，希求远离现实世界生活，这种心境通过将妹妹节子视作“偶像”得以维持。但是，兄妹俩单独生活的乐园转瞬即逝，妹妹根本不是什么“偶像”，是具有生身肉体的存在，当意识到这点时就产生了破绽。如果清太不以确保营养的现实原则行动的话，妹妹就会死掉。“不希望动画像清太那样作为逃避现实的临时乐园而存在”，我之所以从中感觉到了这一点，说不定是因为我自己也曾一度站在清太这一边。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相克和调和，也是我作为Staff参加的《NEMO》中高畑先生打算展开的主题。 为什么偏离了上述初衷？ 这种做法很像《春秋》的微言大义，但(不带政治倾向的)人们的解读往往偏离，这是高畑勋剧本上的疏失： 1.清太年纪不大(14岁)，使他带有一定程度的无辜性。 2.战争背景下物资短缺的悲惨，使(不带政治倾向的)观众的情绪偏向于『怜悯』，而非『冷静地反思』。(我们在下方会进一步讨论) 3.近藤喜文的人物设计过于使人怜爱，使观众对清太和妹妹产生了共情，无法达到间离效果。 政治倾向性的误读 由于本作的背景，此处又多了一个误读的空间：对侵华战争深恶痛绝的我国观众不可避免地紧盯着每一处战争的悲惨情况，并且大加批判这部作品的『反战败性』，因为作品『没有反思是日本侵略中国才导致民众的物资短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想法偏差地完成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观众很容易完成与小女孩的共情，但事后想到侵略战争的国仇家恨，就觉得『高畑勋展现小女孩的悲惨遭遇一定是为了反战败吧』，从而批判起高畑勋的政治观点... 这个问题是前述高畑勋剧本的差失和我国观众理解的差失共同导致的，前面已经说完高的问题，下面谈一谈我国观众理解的问题： 1.过于看重作品的政治背景。 事实上高选择作品的背景主要是因为能够『加重清太的罪孽』，而不是探讨战争。 2.对角色的理性要求过高。 我们退一步，假设这部作品确实是要探讨日本侵略战争，那么想要让一部描写二战时期日本的现实主义作品达到我国观众的要求(一位角色反思『都是我们的军队发动侵略战争，才导致我们生活的悲惨。』)，需要什么样的主角呢？ 我认为至少需要『不受军国主义宣传蛊惑的成年人』，而当时的普通民众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在侵略中国』。至于本作，主角是『军国主义宣传下成长的14岁男孩』，他连与远亲保持好关系都做不到，如何理解这种国家间的问题？ 3.将高畑勋批判与悲悯的视角误解为『战败的痛苦』。 虽然高畑勋寻求批判清太，但从我的思考来看，他应该在创作中(至少对妹妹)抱有一定的悲悯之心。但高畑勋的这种对个体的悲悯视角，被观众无限上升了：『你同情日本小孩，就要同情日本人，就要同情这个国家，乃至是反战败了！』 鲁迅说短袖子会立刻跃进，但我想在当下，政治上的事情才是最无限跃进的。 总结 总而言之，由于高畑勋的疏失，导致观众与妹妹节子有所共情，使作品的间离效果打了折扣；而无限跃进的思想巧妙地捕捉了这一点，使观众完全扭曲了高畑勋的创作意图—布莱希特希望观众与作品具有情感的距离，而这个例子中，我国观众的距离确实被建立起来，却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于是围绕着这种问题的各种攻击其实都与作品的主旨完全无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