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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天晚饭后，我在滨江路上偶遇一位四十年前的邻居大婶，便喊了她一声。因为多年不曾相见，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望着我一时没认出来。我忙说“我是三婶家孙子”，她立马惊喜起来，激动地同我聊开了：自己现在过得怎么样，几个子女各家现在的景况，大叔何时过世的……然后就是一句深深的感叹：“老早你家那几个老人真好，特别是你奶奶！”接着就道出了我奶奶的许多“好”来。这她讲我听的聊天持续了好一会儿。这场邂逅自然又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对奶奶的思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婶”在休宁老城的南街尽人皆知。“南街三婶”，则在北街、东街和西街，直至海阳镇机关，都算知名。因为她是街道干部；因为她有人缘，口碑好。“三婶”之称，则是随我爷爷而来的：爷爷在家排行第三；早先伯公、爷爷在街坊邻里中算是年长者，大家便随我爸爸喊他们“二伯三爷”，奶奶也就自然是“三婶”了。
奶奶姓汪名桂卿，娘家是休宁老城南街核桃树汪家，也算大家闺秀。只因身为女孩，又父母早亡，虽出身书香门第而不曾进过学堂。然而家门的熏陶，仍使她做人的道理可以随口而出：仁义值千金；做人良心摆当中：要路路栽花，不要路路栽刺；上半夜帮自己想想，下半夜替别人想想……这使得奶奶没有文化而有智慧，有作为；使得她在世时与人为善，过世后使人不忘。
没有文化的奶奶有担当，有谋划，会盘算。
那年月，家里爷爷奶奶和伯公伯婆（爷爷的兄嫂），还有我及堂弟（我叔叔家三个儿子也先后都跟过奶奶）一大家，当家人就是我奶奶。家务上她负责柴米油盐和管孩子，伯婆负责做饭烧菜。奶奶善于当家理财，量入为出；然而她更重要的担当，还在于出面与外界打交道办事情。
1958年，南北街第一次拓宽改造时，将我家那四厢房老屋的两间下房及两房之间的通道“削”掉了一半，此后我家就是板门板壁立在大街马路边了。板门板壁是用拆除的木地板粗粗钉成的，缝隙不合；日光漏得进，风雨挡不住；夏天热，冬天冷。到了“文*”第二年，“武斗”的场景氛围更使我家感受到了板门板壁的不安全。于是在1968年春天，奶奶找到邻近的县建筑工程队，请他们为我家修筑了一座外墙，同时也开了一个像样的大门。
外墙筑成后，奶奶又盘算起下一件事来了。1970年年底，她捉了一只猪崽来养。到年底杀下来，180多斤。卖掉了一大半——奶奶就用这卖得的钱，给家里安装了电灯。那个年代，除了机关单位的宿舍外，街道居民家里安装电灯的，还不多。
那时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中年人；找人施工，买这买那，一切事情都全靠街坊邻居热心帮忙一手张罗。奶奶笑脸待人，有礼在先，说话好听；有事求人，人家哪能不帮她呢！
——之所以如此，更因为没有文化的奶奶有热心，肯帮人。
那时我家的邻居多为农家，孩子多，生活困苦，吃的穿的能马马虎虎到口上身，就算不错了。我家虽谈不上富有，但毕竟是“居民户”，日子相对好过多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周边四邻经常到我家里来借东西：家里有一杆能称一百来斤的大秤，人家三天两头来借：家里有一些菜盘子，人家办喜事丧事也会来借。其中我印象极深的，是隔壁人家结婚，把我家堂前的自鸣钟借去装门面，放了三天。还有人家，逢年过节或要办什么事，一时紧手，也会找我奶奶借几块钱来应一下急。我小时候，奶奶每年都给我做一身新衣裳，那些旧的或半新不旧的，都随邻居拿去。
没有文化的奶奶，很有新思想。
新社会妇女翻身得解放，让她感念不已，因而她参加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积极。我父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遥远的北疆内蒙去工作；我叔叔1956年在休宁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到离家千万里的西安解放军电信工程学院去深造，她都抹着眼泪送上征程。这样一来，奶奶也就被视作“积极分子”，成了街道居委会干部了。说来有件趣事，我至今记得。大约是在“文*”之初的1966年年底，我跟奶奶照过这样一张相：奶奶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左臂套着“造反派”红袖章，微微侧身坐着；我则穿戴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衣军帽”，当然胸前也是毛主席像章，站在奶奶跟前，左手还搭在奶奶的左膝上。奶奶神情严肃，我则笑得开怀。……时过境迁再加观赏，自然感怀大笑难抑！
没有文化的奶奶，做人自有她的原则、胆量和气魄。
她身为街道干部，但从不恶声恶气对待那些“戴帽子”的“四类分子”。她对这些人，开会时“打倒”、“批判”是一回事，私下里面对面又是另一回事；从来不怕别人说她“老好人”，“立场不稳”。记得有一回，街道上刚刚开会批斗一位“四类分子”，会后责令其扫大街。当她扫到我家门前时，奶奶悄悄地叫她一声，招招手让她进来，关切地问起她卧病在床的母亲病情如何，并说了不少宽慰的话，鼓励她“好好表现，早点摘帽”；末了还拉起她的手，塞一包红糖到她手心里。
还有一件事，令我多年以来感触深切。奶奶有一位堂兄，我喊他“老舅公”。老人家早年是武汉一家公私合营商店的私方人员，年龄大了就回到了休宁，住在核桃树汪家老宅里，靠分红养老。1966年公私合营到期，分红没有了。老舅公夫妻无儿无女，断了生活来源，就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汪家毕竟户头多，家产有限，老两口度日之艰难不难想象。老舅婆原本是旧式的足不出户的女人，到了这个份上，也就只好三天两头到自家菜园里拔一篮子菜上街去卖。我在自家门口时常看见她臂弯里挽着菜篮子，上面放着一根小杆秤，微低着头，小脚碎步从马路对面走过。然而老舅公偏偏又“不省事”：“文*”爆发后，因“妄言”评点时局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经常被押着到处接受批斗……
到了1972年夏天，某日夜间，老舅公突然中风，在家中的一张破凉床上躺了几天后去世。——这时候，老舅婆口袋里就只剩下一角钱了！后事只得由奶奶出面料理：找人托人，下些板门板壁，拼拼凑凑钉起一口“棺材”。当时老舅公两口住在老宅的最里一间“三间屋”，外面的“四合屋”、“三间屋”以及大厅、厢屋、偏厅，住的全是“经租”房客。到了老舅公要“出门”时，一些房客以他是“戴帽子”的人为由，嚷着不让灵柩从正门出去。这时，站在天井下的奶奶大手一挥：“哪有这个道理！正里正经的汪家人，死了还不能走正门！今天就一定要走正门抬出去！”话语在理，掷地有声，房客四散。事后也没听说有谁去哪里告状“三婶包庇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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