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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他们那时候的事情。我以为，父亲老了，活到了怀旧的年纪，所以，父亲说起他们那时候的人和事，我当时没有多么在乎。现在，我回想起来，父亲并非只是怀旧，他其实想用自己经历的人和事，用自己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做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决不能做。
1949年腊月，父亲离开了故乡岐山县，去宝鸡市参加了一个干部培训班；第二年春天回来后，父亲就去岐山县雍川乡一个村子里当上了工作组成员。尽管，当时的父亲只有十八岁，但是村里的农民不把他唤作小冯，而是称呼为老冯。可见，农民对下乡的干部是很尊敬的。父亲说，那时候，刚解放，没有工资，薪水是用小麦兑付，干一年，县政府付给一些麦子，算是工资。父亲说，他们在村里吃的是派饭，派到哪一家，在哪一家吃，吃毕饭，用县政府给的麦子给农民付吃饭的钱。
我记得，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那时候在工作组，连农民的一支烟也不能抽。”父亲说，工作组是有很严的纪律的。父亲说过几次之后，我就想，父亲说得太严重了吧，抽支烟，还算个事？父亲说：“确实是个事，还是个不小的事。”
父亲告诉我，有一天，他去一户农民家吃派饭——这是一户比较殷实的农民——吃完了饭，这个农民拿出了一包烟，父亲经不住其热情地劝让，抽了两支。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的组长知道了，结果父亲被工作组组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要求父亲当面去给那个农民做了检讨，而且父亲还写了检讨书。工作组组长说，这个书面检讨书要存入父亲的个人档案。
难怪，父亲说，他们那时候当干部，不能抽农民一支烟。父亲为抽两支烟付出了代价。
父亲说，他参加了一期和二期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干了一年多的工作组，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犯过两次错误——父亲把抽农民两支烟视为一次错误。父亲说，第二次错误是他们工作组三个人共同犯的——三个人，每个人贪污了公家的一支牙膏和一条毛巾。第二次犯错的处理结果是：他们三个人被叫到县政府，在干部会上做了检讨，同样写了检讨书，检讨书同样存入个人档案；而且，按物品价格，进行了赔偿。
这两件事，对父亲刺激很大。他从此明白了，做共产党的干部，一分一文也不能白拿，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能伸手。父亲当干部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是除了这“两次错误”，父亲一直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父亲拿他们那时候说事，目的是明确的——以自己为戒，让我明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伸手。虽然我不是什么干部，也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个小文人，但是父亲的话，对我也是很受用的。我从父亲的话中也知道了：父亲那时候是怎么样做干部，怎么样做人的。可以说，“父亲那时候”，是那个时代的自豪和骄傲，也是其后代的自豪和骄傲。现在，父亲很少评说他人。偶尔，他也会叹息一声：唉！你看现在的干部？父亲叹息过后，再不多说什么，还是那句说过好多次的老话：我们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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