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7年随笔《霍里和卡利内奇》发表到1852年单行本《猎人笔记》问世之后，屠格涅夫便被公认为俄罗斯的一流作家了。十九世纪以前，俄罗斯仅仅是一个“农民国家”，屠格涅夫首先在描写农民不幸命运的同时，突出表现了他们的心灵美和道德美的精神世界，赞美了他们的纯朴、善良和富有同情心的天性。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屠格涅夫早期作品对农民内心世界的描写，旨在展示普通小人物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生活情感世界，以期唤起庄园主的“平等”对待，并非像当时评论界上纲那样，仿佛是对农奴制的“猛烈炮火”，是“点燃火种”，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屠格涅夫作品中有对贵族阶级阴暗面的暴露而就认为他是在号召革命似的。遗憾的是，不少评论界人士所遵循的是逻辑推理的原则，甚至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硬把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强加在作者及其作品身上。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分析去“引导”或者说“误导”读者，我们充分相信读者有自己的阅读和欣赏水平与能力，否则屠氏的作品也就不会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又以猎人那敏锐的眼睛观察和描绘大自然。他笔下的俄罗斯风景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猎人笔记》描绘了俄罗斯中部地区大自然的绚丽多姿和芳香四溢，小至露珠、篝火、野花，大至朝霞、草原、湖水，无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其中……屠格涅夫对大自然风景的描写，常常是为了衬托、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情绪的变化，离不开浓郁的抒情。所谓“触景生情”和“情景交融”，在屠格涅夫那里，可说是极其典型的。屠格涅夫对风景的描写，令列夫·托尔斯泰叹佩不已，认为屠氏之后的作家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永恒的主题”闪耀着璀璨的光辉，这光辉似乎会透过时空的限制而使其小说作品成为“永恒”。所谓“永恒的主题”也包括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大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中包括新与旧的矛盾和冲突，新与旧的交替，等等。我们认为，屠格涅夫正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从事“永恒的主题”的创作的，因而他的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神圣的情感对各国读者来说，都是具有艺术魅力并能够引起共鸣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永恒的主题”被视为“纯艺术”范畴，成为贬义的东西。其实，艺术本身就包含着思想性，根本不存在没有思想性的艺术。人为地把思想性与艺术性割裂开来，至少是对艺术的一种误解，是降低了对艺术品的要求，旨在追求直接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殊不知艺术本身自有其独自的内在规律，“永恒的主题”是不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的。“永恒的主题”的艺术品，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情感及其历程的结晶，而崇高的、神圣的情感本身就体现出能够陶冶人的情操的高尚思想性。屠格涅夫的作品正是以“永恒的主题”为基本题材。过去被指摘为“纯艺术”的典型作品，如今看来恰恰是人们最为重视的经典作品。当读者津津有味地阅读一部优秀作品时，被其感染，根本没有再去思考什么作者的“世界观”“阶级烙印”“时代局限”等问题，那都是评论界的推论和分析，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作家所不以为然的。只有站在预言家的高度，或者“远距离”才能看清时代生活的大事。还是“最具俄罗斯特色的抒情诗人”叶赛宁说得对：“脸贴近脸，面目难辨，大事远距离才看得清。”列夫·托尔斯泰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理清”了并描绘出第一次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宏伟“时代画卷”。
抒情而又带有淡淡的忧伤是屠格涅夫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这跟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道路几乎是一致的。屠格涅夫一生没有结婚，在爱情方面，他只有精神上的追求。就整体来说，屠格涅夫的作品无论艺术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贯穿着抒情与哲理的融合。那抒情有如涓涓的溪水，流进人的心田，哲理则有如看不见的钥匙启迪人的思想。这就是屠格涅夫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爱情是纯洁无比的，是神圣和崇高的，甚至可以说是检验人的灵魂的试金石，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棱镜，是促使人物行动的原推力。屠格涅夫笔下的正面人物，几乎都具有为纯洁爱情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对纯洁、真挚、高尚爱情的赞颂乃是屠格涅夫全部创作的抒情基调。可以说，这个书系有助于读者全面、整体了解屠格涅夫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了解俄罗斯大自然的美和女性内心世界的美。这是作家对美好心灵的赞美。作家在描绘女主人公的外表时，往往并不刻意为其“增添”姿色，而主要是以细腻的笔触去描写女主人公的内心和灵魂的深处。从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角度来说，打开屠格涅夫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而从一般阅读欣赏的角度来说，屠格涅夫的小说也好，散文诗也好，无不给人带来崇高的艺术享受。
屠格涅夫的真诚和伟大，还在于他立足点高，超越阶级属性，客观地展示了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趋势和结果。在屠格涅夫笔下，人们仿佛看到：自然界也好，人类社会也罢，都是“旧的衰朽死亡，新的要诞生、发展”。这是客观真理，这真理永恒。作家有意识地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固然是需要的，而无意识地或者说间接地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见得比前者差些，相反，有时甚至更高明些。正如屠格涅夫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不是以描写客观现实为指导原则的自然主义者，而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他作品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而首先应看到的是作者主观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其中首先包括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大自然的风景情状。
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读者来说，屠格涅夫的作品似乎更为亲切。这位俄罗斯作家，是在一百多年以前所写的作品，仿佛打破了时空的间距，呈现在今天的世界读者面前，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憧憬与追求，似乎就是每个读者所熟悉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大概这也是屠格涅夫作品艺术魅力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可说从十九世纪开始，文学批评界便把作家的世界观及其作品本身的矛盾摆在研究的首位，以致形成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旷日持久的论战，有的甚至伤害了原本相当不错的感情。其实，作家从事创作的初衷，就连作家本人也不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屠格涅夫所创作的许多抒情作品，一般来说，只是由于某种事物对自己心灵的震动，引发出创作的激情，亦即“真实”地记录事件所发生的整个过程。至于作品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思想影响，可说作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们应当相信作者。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从古今中外的每一部优秀作品中挖掘什么“社会进步意义”，倒是应该多研究些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因为既然它是优秀的，其进步意义自不待说，否则就不会被当代的读者争相阅读，也不会流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