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士从本子上撕下一小页纸，开了药方，并告诉他还该做些什么。那汉子拿了药方，给了卡皮东半个卢布，便离开房间，坐上车子。“再见了，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对不起您的地方，请多原谅。万一有了什么，请关照我的孩子们！”“唉，留下吧，瓦西里！”那汉子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抽了一下马，就驾车出了院子。我走到外边大路上，瞧一会儿他的背影。道路泥泞，而且坑坑洼洼；磨坊主很自如地驾驭着马，小心翼翼地、从容不迫地赶着车，跟相遇的人点头招呼……到第四天他就呜呼哀哉了。
俄罗斯人往往都死得莫名其妙呀。此时此刻我回想起许许多多死去的人。我也想起了你呀，我的老友，没有读完大学的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卓越的、极为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脸，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和蔼可亲的微笑，你那热烈兴奋的目光，你那修长的四肢；又听到你那细弱而亲切的声音。那时候你住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两个孩子福法和焦济亚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着性子去忍受主人古尔那些令人难堪的玩笑、管家粗鲁的恭维、恶劣的男孩子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并不怨不怒地去满足无聊女主人的刁钻无理的要求；不过，每天晚饭过后，你终于忙完了各种各样的事，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职责，坐到了窗前，抽起烟斗而沉思了起来，或者饶有兴味地翻阅起那个如你一样无家可归、命运不济的土地测量员从城里带来的残缺油污的厚本杂志，那时候你便会休息过来，感到轻松舒坦！当时你多么喜欢形形色色的诗、形形色色的小说啊，你的眼睛多么易于流泪，你笑得多么的开心，你那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对人们充满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和美充满多么高尚的同情！应该说句实话，你不是一个非常聪明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生的好脑力，又不生性勤勉，在大学里你被认为是学习最差的学生之一；上课时你睡觉，考试时你目瞪口呆，可是，看到同学成绩好、进步快，是谁的眼睛会高兴得闪光，是谁会激动得喘不过气？——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自己朋友们的高禀赋，是谁为他们骄傲、吹捧，并极力加以袒护？是谁没有嫉妒，不讲虚荣，是谁无私牺牲自己，是谁乐意去服从那些不配替他解鞋带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应聘”，怀着多么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不祥的预感使你深受折磨……果然，你在乡下过得很不舒心，在乡下，没有你可向之恭敬请教的人，没有你可惊叹的人，没有你可爱慕的人……乡下人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地主都把你当作教书匠来对待：有的对你粗鲁，有的对你不恭。再说，你的长相不大出色，胆子又小，容易脸红、冒汗，口齿又不麻利……连乡间的空气也未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却像蜡烛似的熔化着，可怜的人呀！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椴树常把自己轻盈的花瓣撒在你的书桌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壁上挂着蓝绸的时钟垫子，它是那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郎——一个金发碧眼的家庭女教师——临别时赠给你的；有时有些老朋友从莫斯科来探望你，朗读别人的甚至自己的诗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难以忍受的奴仆般的教书匠身份、不能获得的自由，还有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人的病患……多么可怜的阿韦尼尔呀！
我在阿韦尼尔死去之前不久曾看望过他。他那时几乎已走不动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撵出家门，但停发了他的薪金，给焦济亚另聘了一位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里。天气出奇的好。明朗的秋日天空在一排掉了叶子的深褐色椴树上方欢快地泛蓝；树上还有最后一批金灿灿的叶子在微微颤动，簌簌作响。冷冻的大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汽，渐渐化冻；太阳红红的斜光照着枯衰的草地；空中仿佛有轻微的响声；从花园里传来园丁们清晰可闻的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长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瘦得可怕的脸上投下死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高兴极了，伸出手来，打开话匣子，接着咳嗽起来。我让他缓缓气，并挨着他坐下来……阿韦尼尔的膝上放着一本抄得工工整整的柯尔卓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拍拍这本诗集。“这才叫诗人呢。”他使劲压下咳嗽，嘟哝着说，继而用难以听清的声音吟诵起来：
鹰的翅膀
难道被捆住了？
它的道路
难道全被堵了？
我不让他往下念了，因为大夫不准他多说话。我知道什么合他的心意。可以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去“追求”科学，但是，他对当今伟大思想家们已取得些什么成就这样的问题则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在某个角落里抓住一位同学，向他细细询问起来，他倾听着，惊异着，别人说的他都相信，然后便人云亦云地去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兴趣。我给他讲起黑格尔（要知道，这是陈年旧事了）。阿韦尼尔便信以为是地点着头，扬起眉，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懂，我懂……啊，真好，真好……”这个死之将至的、无依无靠、被人抛弃的穷苦青年那种孩子般的求知欲使我感动得掉泪。应当指出，跟一切肺病患者大为不同的是，阿韦尼尔对自己的病情心中很有数，他不去骗自己……可是又怎样呢？——他不悲不叹，对自己的境况竟一次也不提……
他鼓起气力，开始谈莫斯科、谈同窗学友、谈普希金、谈戏剧、谈俄国文学；他还回忆起我们的宴饮、我们小组里的热烈辩论，痛惜地提到两三位亡友的名字……
“你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颗金子一般的灵魂呀！多真挚的心呀！她多么的爱我……她现在怎么样啦？也许消瘦了？憔悴了？这可怜的姑娘呀！”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又何必让他知道，实际上他的达莎如今胖得滚圆，正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打得火热呢，她涂脂抹粉，说话嗲声嗲气，还会骂街。
然而，我瞅着他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心想，能不能让他搬出这儿呢？也许还有可能让他治好病……可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同学，谢谢啦，”他说，“在哪儿死都是一样。反正我是活不到冬天了……干吗白白打扰别人呢？我在这一家已经习惯了。说真的，这儿的主人们……”
“很差劲，是吗？”我插嘴问。
“不，不是差劲！像是些木头疙瘩。可是我不能怨他们。这儿有些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闺女，蛮有教养的，是个很可爱的，极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