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歇了歇，又接着说，“要是谁许我抽烟就好了……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把烟抽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添上一句：“感谢上帝，我活够了，认识了一些好人……”
“你起码该给亲戚们写封信嘛。”我插话说。
“给亲戚写信干什么呢？求帮助吗，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的。唉，谈这个干什么呀……你最好给我说说，你在国外见到些什么？”
我谈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说。傍晚时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了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如下的来信：
阁下，请允许我告知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友人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住在我家的大学生，已于三日前午后二时病故，今日我出资将他安葬于本区一教堂内。他嘱我转交一些书籍和本子，今随函寄奉。他遗下二十二个半卢布，还有其他一些物件，均已交其有关亲戚。您的友人临终时神志清明，心绪可谓泰然，我全家与之诀别时，他亦无任何遗憾之表示。内人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您致意。您的友人之死，使她深为感伤；至于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尚佳。
顺致敬意。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想起了许多其他的例子，这里无法一一细述。只再说一件吧。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就要死了，当时我正在她身边。神甫已为她念起送终祈祷。他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咽气了，赶紧把十字架给她。女地主不满地挪开一点身子。“你急什么呀，神甫，”她用僵硬的舌头说，“你来得及的……”她吻了吻十字架，正要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气便断了。那枕头下放着一块银卢布：这是她为给自己做送终祈祷的神甫准备的劳务费……
唉，俄罗斯人死得好奇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