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虽然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其自然、社会条件却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极其落后，想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真是愚蠢至极。
第二，孟达的异心不是自立一方，就只能做叛徒投靠他国。但是，当时刘备集团正节节胜利，形势一片大好，孟达没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际跳槽。汉中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结束，七月，关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好戏。刘封下统孟达之军的时间正在此前后，正是关羽围困襄樊，屡屡向东三郡兵团求援之时。刘备在关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让刘封取代孟达领导东三郡兵团，而刘封随后就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致使其无力迅速扩大战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
实际上，刘封下统东三郡兵团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防孟达有什么异心，而是禀承了刘备的密旨：控制住东三郡兵团，不援助襄樊之战。刘备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进一步扩大战果，不愿意关羽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升。关羽取得的战果越大，刘备就越是提心吊胆。这种秘密用心后来被孟达捅了出来。关羽覆亡7个月后，孟达降魏，官方史书后来总结其背叛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罹罪，害怕刘备追究自己不救关羽致其覆败的责任；二是愤于刘封对自己的侵凌，没办法在刘封手下继续当差。这两条理由不错，但都过于表面。
孟达投魏之时，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陈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这道表章通常被称为《孟达辞先主表》。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侫，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们没有好下场的例子，最后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具体事件呢？我们接着听他说：“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
孟达降魏和关羽的覆败有关，这是公认的，关键是有何关系。孟达称自己由秭归北上攻打东三郡是一次“自致”行为，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奉刘备之命。相反，秭归乃关羽荆州所辖，孟达攻打东三郡和关羽必有联系，甚至有可能是奉了关羽之命。孟达称自己“亲当”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之事，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就不应该在这里喊冤。一种解释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他却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很屈。孟达很聪明，他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刘备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是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做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毫无迟疑。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中，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背叛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说：“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的地位就变得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有一个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见机较快，溜掉了。孟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但刘封仍然没有醒悟。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第一，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第二，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第三，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七、廖立的“诽谤”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人之下，这使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实际上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应该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
八、小结
建安二十四年冬发生的荆州覆败事件，不是由某一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
关羽方面，他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刘备方面，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君臣，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濬“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士仁（注：“傅士仁 ”这个名字实在是个误解，其人应该姓士名仁，无“傅”字。考证过程略）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刘备不希望关羽在水淹七军之后，再扩大战果……
在江东方面，从张纮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 ”，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就诸葛亮而言，他在荆州覆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殊不知,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类似于萧何之于刘邦集团，他是一个好的管家，是一个优秀的 “贤内助”，却不是张良那般的军师，倒是法正的角色更接近于刘备的军师。法正此时还活着（他死于荆州覆败之后，孟达叛变之前）。法正尚且无一言以谏刘备，何况诸葛亮?诸葛亮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大致上也赞同刘备这么干,但他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
但也需要注意：不能就此认定刘备是在借刀杀人除掉关羽。刘备确实觉得关羽是个问题、是个麻烦，但他还不至于采取弃荆州、杀关羽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倒也不能说完全不可取、不划算，荆州毕竟已经是块鸡肋。重要的是刘备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其可行性也相当低。这是因为要最后达到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果，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袭取关羽的大后方。
不过话又说回来，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假设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之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会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阴差阳错，所谓的蝴蝶效应，所谓的一粒黄豆击沉一艘军舰的传奇吧。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