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责任认定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三种说法：
关羽负责说。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 “性妒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已制定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粗暴拒绝，且振振有词，曰“虎女不嫁犬子”。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死在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诸葛亮负责说。这种论调最近较热。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了。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制定了“跨有荆益”的集团版图的诸葛亮，面对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刘备的贴身秘书,而且还要成为刘备集团的总经理,但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老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他决定见死不救。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刘备负责说。这种观点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此观点认为不救关羽是刘备的意思，而不是诸葛亮所能左右的。刘备的用意是欲借江东集团之手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潜在的权臣）。肯定这种观点，直接面临着两个需要解释的难题：第一，设若真相如此，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第二，以这种方式除掉关羽，其代价是弃荆州予江东。对这种巨大的代价，该如何理解？
我尝试着就此作出解答：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举行过桃园结义的结拜仪式），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刘属荆州的价值。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早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和南郡的一部分及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详见本刊上半月《刘备故事》系列），我称之为“第一次荆州之争”、“ 第二次荆州之争”。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被控制在曹操的手里。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二分荆州，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的同时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重新评估刘属荆州的价值，对我们重新评估失掉刘属荆州对日后诸葛亮六出祁山问鼎中原无功而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大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我们回过头去全面考察关羽其人，考察他与刘备之间的关系，考察他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
二、第四种关系
刘备和关羽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几种形式的关系：
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榜样，进而被历代统治者广泛宣传，封帝封圣。这种关系没有疑义。
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其《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父子关系。和关羽同时代的曹操晚期的重要谋士刘晔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之遗民的身份撰写《蜀书》，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作为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必定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必然极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在关刘关系上产生这样的分歧，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表明，在三国年间，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的同时，他们对两人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定位却又很模糊，无法达成共识。这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或者是回避了）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
关羽被当做一位榜样性的忠义之士，被供入神庙、供上神龛，已经千余年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关羽在公是刘备的下属、臣子，在私是刘备的义弟，而合伙人关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合伙各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辖制谁、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贸然说关刘二人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恐怕一时之间难以被人接受。然而，这却并非荒诞之论。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做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人广座”之中，一旦到了私下里，状况就完全变了，变成了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了。“稠人广座”之中的恭谨与卑顺虽非全是虚情假意，但也有着很浓的作秀成分。共同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也最年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但只能有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境内）。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之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这种分工也体现出一种平等关系。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其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尽管不完整）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又一次体现出了平等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
一个“怒”字，尽得风流。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有机的、特殊的关系出发，那些发生在关羽身上的我们已经熟知了的轶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解读角度。
三、问马超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应：“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表现。由于知道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件轶事，乍读之下，第一感觉就是：关羽这个人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诸葛亮为人圆滑，精通看人下菜碟之术。但是，在许多历史轶事中，第一印象往往只是假象。这是读史的基本经验。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域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却又在这个时候将马超这颗钉子插到临沮，关羽恐怕不会乐意，其不满可想而知。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只看到了陈寿就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此信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持保留态度，因为阅读此信的角度有所不同，结论自然也就可能南辕北辙。
我揣测，“问超人才可谁比类”其实只是表象，在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屈的牢骚，是委婉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我们会发现，在他那封简短的回信中，最紧要之处不是最末那句“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而是之前的那句“黥、彭之徒”。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二人再加上韩信，占据着汉初优秀军事将领的前三甲，为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三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其实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但是，人主、君王的位置已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是没有希望了（他也从来没有如此希望过）。诸葛亮话里的弦外之音实际上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下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将你简单地当做下属看待。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复（诸葛亮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他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刘备的意思）。马超终究还是没有去临沮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