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边，林子后边。”
切尔托普哈诺夫照马脸抽了一鞭，那马便拼命地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然后又让马不慌不忙地进入丛林里。
这两位先生强烈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是什么能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结成如此形影不离的朋友呢？我开始做了些调查。下面就是我打听到的情况。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有名的令人生畏的狂人，头等傲慢和爱吵架的人。他在部队里待过极短的时间，由于发生一起“不愉快事件”而退了伍，退伍时他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还只是个“算不上鸟的母鸡”。他出生于一个曾经很富有的世家；他们先辈们生活得十分阔气，按乡下的习俗来说，就是待客大方，不管是邀请来的或不请自来的客人，都一律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还发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一批乐师、歌手、小丑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请大家喝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便坐自家的马拉的笨重马车前往莫斯科，可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身无分文，靠吃家禽度日。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的父亲所继承的已经是一份破败的家业；他当家时又大肆“挥霍”一通，到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就只有被抵押出去的别索诺沃村，以及三十五名男农奴和七十六名女农奴，还有科洛布罗多瓦荒地上的十四又八分之一俄亩不适于耕种的土地，再说，在死者遗留的文书中也没有找到这块地的任何地契。这位死者的确是由于那些古怪的做法而破了产的，是所谓的“经济核算”害了他。依他之见，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以及诸如此类的所谓的“强盗”；他在自己的田庄上兴办了各种各样的作坊和工场。“又体面，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至死都没有放弃这种要命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落到倾家荡产。不过他倒是开心了一大阵子！不管想起什么怪念头，他都要试一试。他老生出一些怪念头，有一次他按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特大的家用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召集来，一齐使劲地拉这辆车，可是车子到了第一个斜坡处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梅·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叫叶列梅·卢基奇）下令在这个斜坡上建一个纪念碑，而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他还想造一座教堂，当然由自己来设计，不要建筑师协助，他砍去整片林子用来烧砖瓦，地基打得老大，够建一个省城的大教堂，砌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可是圆屋顶掉了下来，再架上去，又塌下来，再架第三次，第三次又垮下来。这位叶列梅·卢基奇便寻思起来：事情这么不顺……准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立即下令把村子里的所有老太婆通通鞭打一遍。老太婆都被鞭打过了，可是圆屋顶照样盖不成。后来他又按新想出的计划着手为农家改造住房，一切都根据经济核算；让每三户的房子组成三角形，中央竖一根竿子，竿上挂一个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子。他几乎天天都要想出个花点子：或用牛蒡做汤，或剪下马尾给仆人制帽子，或用荨麻代替亚麻，或用蘑菇喂猪……然而，他不单单搞一些经营方面的花样，也很关心农人们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导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里亚克·赫鲁皮奥尔斯基的一篇论述道德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问题的文章，第二天他就下令：所有的农人都必须背熟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农人们都把这篇文章背熟了；老爷问他们是否懂得文章里写的意思，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呢！”就在那时候前后，他为了维持秩序和经济核算，吩咐把手下所有的人都编上号，让每个人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遇到主人时，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便和蔼地回答说：“好，你去吧！”
可是，尽管他很关心秩序和经济核算，叶列梅·卢基奇还是渐渐陷入极困难的境地：起初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便一个个地卖掉了；而最后的祖传老窝，即那个有一座没有建成的教堂的村子，是由官府拍卖的，幸亏不是在叶列梅·卢基奇生前拍卖的——如果是那样，他一定经不起这种打击的——而是在他故世后两星期。他总算来得及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周围有自己的人，有自己的医生在照料；然而可怜的潘捷莱到手的就只有一个别索诺沃村了。
潘捷莱得知父亲生病消息的时候，还在部队里任职，正牵扯在上面提到的“不愉快事件”里。那时他刚满十九岁。他打小就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家，在自己的极其善良但又十分愚蠢的母亲的培养下，成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她一人操持他的教育；叶列梅·卢基奇一头埋在他的经济设想上，顾不上儿子的教育。诚然，有一次他亲手惩罚过儿子，原因是儿子把字母“尔齐”念成了“阿尔齐”，不过这一天叶列梅·卢基奇心里深有隐痛，因为他的一只最好的狗撞在树上身亡了。再说，瓦西利萨·瓦西利叶夫娜对潘秋沙的教育也只做过一次煞费苦心的努力：她费了老大劲为儿子请到一位家庭教师，此人是个退伍士兵，阿尔萨斯人，名叫比尔科普夫，她直到死在这位教师面前总像树叶似的发颤。她想：“要是他不干了，我就完了！我可怎么办？我上哪儿另找老师呀？这一个我还是费了牛劲才从女邻居家挖过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个机灵鬼，立刻利用了自己的特殊地位：整天喝得烂醉，躺着睡大觉。潘捷莱学完各门课程后就去服役了。瓦西利萨·瓦西利叶夫娜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件大事发生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骑着一头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字样。叶列梅·卢基奇不久也跟着他的老伴去了。
潘捷莱一听到父亲患病的消息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了。这个孝子全然没有料到，他已从一个富有的继承人变成了穷光蛋，这使他多么吃惊呀！能有几人受得了如此剧烈的人世沧桑呢。潘捷莱变得粗野了、冷酷了。他原先虽然有点任性、急躁，可是为人正直、慷慨、善良，如今却变得又傲慢又鲁莽，不再与乡邻们往来——他羞于与富人攀交，又不屑于与穷人为伍——不管对什么人他都粗暴极了，甚至对当权人士也是如此，因为他常觉得自己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有脱帽走进他的房间，差一点被他开枪打死。当然，当权人士也不放任他，一有机会就让他明白，他们也是不好惹的；可是大家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暴躁，一两句话不投机，就要动刀子。切尔托普哈诺夫便会两眼直转，话音也变得断断续续……“啊哇……哇……哇……哇，”他叽里咕噜地说，“我这脑袋不要了！”……简直要玩命！虽然如此，他却为人清白，从不做任何亏心事。当然，也没有人去登他家的门……可是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有其伟大之处：遇到不公平的事、仗势欺人的事，他就不能容忍；他常给自己的农人当靠山。“怎么？”他狂怒地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侮我的人，我的人？只要有我切尔托普哈诺夫在，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