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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学期一门课程的期末作业。 一、父辈符号性的三重死亡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黄平教授在其《出东北记》自序中谈到，“生于1980年代的东北，注定在1990年代目睹父母一代的下岗，注定在新世纪选择离开。”[]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之后，东北老工业区“共和国长子”地位不再，国营企业亏损严重，面临破产。九十年代初期，东北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大规模出现亏损，到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产业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完肠胃里的红色果实，就被赶下了餐桌，东北也迎来了大规模的下岗潮。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虽然上映于2011年，在影片中所聚焦的却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王千源饰演的陈桂林遭遇下岗，妻子跟着一个卖假药的跑了，对于女儿的抚养权问题，女儿说，“谁给我买钢琴我就跟谁”，于是陈桂林尝试了借钱买钢琴、组团偷钢琴，最后将工友们集结在一起，在废弃的工厂里共同制造了一架“钢”的琴。特殊时代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和时代进程之中东北没落的哀伤在影片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影片以一场葬礼作为开头的，又以陈桂林父亲的死亡作为结尾，在工业的废墟当中，“死亡”成为了一条隐含的主线。影片中的第一个死亡，是陈桂林和其他下岗工人们组织的街头乐队去为葬礼伴奏，但是，影片开头用了两个全景镜头（02:18~02:27;03:42-04:10），在聚焦陈桂林的乐队以及葬礼灵堂的同时，采用对称构图的方式让身后的两个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露出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03:42-04:10这个镜头当中，葬礼上只有“沉重悼念母亲”六个大字，却没有棺材，取而代之的是身后的烟囱，似乎影片从开篇就在暗指死者是那两束烟囱，孕育一切的工业母亲的死亡，却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葬礼、一个阶级的落寞。这一开头的设置，给整部影片埋下了时代的伏笔。 影片中的陈桂林，是一位下岗工人、是一名父亲，也是一个儿子，和时代相关的多重身份聚焦在陈桂林一人身上，却发现，整个影片的剧情可以用“父亲”这一意象所概括：“一个善良的充满慈爱的父亲，绝望地试图在金钱选择面前挽留自己女儿，女儿没有挽留住，最终自己的父亲随着孕育自己的工业时代一起去世了”的故事。 《钢的琴》在时长分配上，开头用了18分钟引出陈桂林生活的窘迫、女儿学琴的艰难，当女儿抛出“谁给我买钢琴我跟谁”这句话之后，影片用了10分钟讲陈桂林找工友们借钱、10分钟讲尝试偷钢琴。之后，开始准备造钢琴。陈桂林要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他的“父亲”地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女儿的抚养权。但是，戴锦华认为，在整部影片当中，亲情的逻辑已经被资本的逻辑所改写，他的妻子小菊“跟了一个卖假药的，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而女儿小元所要的钢琴，也是表明了一种“物质”，这种金钱代表的物质是能够让陈桂林保持其父亲位置的根本动因。[]但也正是下岗潮带来的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得陈桂林“父亲”这一位置开始动摇。而为了巩固，或者说，坚守“父亲”这一位置，陈桂林选用了以过往“工人之名”进行造琴，在金钱与劳动，他想尝试用劳动来进行最后的抵抗和反抗时代的所趋。 但是，陈桂林心理也清楚，这种反抗的作用效果几乎为零。 在影片的61分钟处，陈桂林和王淑娴展开了这样一段对话： 陈桂林：（站在二楼，靠在门上）小菊已经到法院起诉我了，你咋想的？ …… 陈桂林：我得抓紧时间了，必须要在开庭前把这个琴给整出来。要不就来不及了。（丢下烟头） 王淑娴：你这琴就是整出来了，你就敢保证小元不跟她妈走了？ 陈桂林：（起身，叉腰）你什么意思啊你？ 王淑娴：（继续嗑瓜子儿）我觉得小元跟她妈能幸福，比跟着你强。 …… 陈桂林：……你们都一样，太现实！ 王淑娴：（愤怒起身）我现实啊，对，我多现实啊，你去偷琴我给你把风，你去买琴我给你垫钱，你整一帮人来给你做钢琴，我好好的歌我不去唱，在这儿破厂子里头陪你瞎耽误工夫，还得给你们整饭吃，我太现实了我。陈桂林，我把话给你放这儿了啊，今天这钢琴你就是做成了，小元你也留不住！ 就算此时淑娴已经看出了如今的造琴不过是一场徒劳，在工人阶级没落的当下，工人的处境无法保障女儿未来的物质发展和生活的幸福，如今的造琴或许只是一场集体主义的劳动，是工人阶级在没落乃至死亡前最后的挽歌。但是，这也爆发了陈桂林和王淑娴的争吵。陈桂林依然拥有着国有经济时代的理想主义，渴望用劳动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也证明自己的父亲地位。 在影片的79分钟处，当法院开庭，陈桂林回家，看到在茶几上看到那张“离婚协议书”的时候，电影的背景音乐正好是《超级马里奥》游戏中的“GAME OVER”提示音。就算马上钢琴就能造成，马上就能在小元面前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应有的实力，陈桂林最终还是认同了物质、或者金钱这个“挤压他父亲名义的暴力结构”[]。当王淑娴、王抗美和陈桂林之间的三角关系愈演愈烈、季哥被警察带走，陈桂林的理想主义终究归于现实，他说，“钢琴不做了，散了吧”，他也默许了这场“争夺父亲之名”的斗争最终的失败——王淑娴说的没错，在改革开放带来的金钱、物质面前，用劳动创造一切确实不值得一提。因而，当陈桂林试图通过获得一架钢琴来留住女儿时，他一方面是要作为男人和父亲而雄起，另一方面却是臣服于新的符号秩序，他幻想用一件物品换取自己的父亲身份，但在这个交换价值主导的世界里，他永远无法获得父亲之名。[] 二、工人阶级“最后的晚餐” 回到开篇最初的那场葬礼，配乐在出资方的要求下，从《三套车》改成了与葬礼并不匹配的歌曲《步步高》。 “那老人听着这曲子步伐得多沉重啊。” “那、那啥，叫老人加快步伐吧。” “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你管他去哪儿呢。” 时代发展变革让人们感到迷茫，不知前路何方。在这种关系的转变下，工厂的衰败，工人们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急转直下，主人公位置不再，最后在“出资方”的要求下放弃自己的选择，默不作声地接受。进一步而言，这也是工人阶级在国家结构中“父亲”位置的被取代。在影片的69:31处，影片采用了以墙面上的标语作为专场，前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后面在下楼时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工人阶级作为父亲的符号性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