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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一个叫杨家沟的穷山沟，虽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奶奶的疼爱和家乡的山水孕育了他刚毅、正直、质朴、温和、善良的品格。为了生活，15岁的父亲远离家乡，到乌兰浩特的皮铺做学徒。17岁，投身到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军中当了一名骑兵，为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挥刀立马，浴血厮杀。后来因伤病回到了乌兰浩特，并在那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全国解放的隆隆炮声，父亲考进了内蒙古东部区文工团，开始了文艺工作的生涯。1950年，父亲来到美丽的呼伦贝尔，那里成了他青春的驿站。大草原原始苍茫的自然风光，博大厚重的文化底蕴，勤奋憨直的民族精神把父亲追求的事业与炽热的情怀紧紧地融铸在一起。他在舞台上，吹大号、拉小提琴、演话剧，呼伦贝尔成了父亲展现青春芳华和艺术生命的大舞台。 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步伐，父亲听从党的召唤，1957年从呼伦贝尔来到原哲里木盟，承担起组建文化工作团的重任。1958年，30出头的父亲出任哲里木盟文化工作团团长。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一心扑在文工团的工作上，经过父亲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哲盟文工团初具规模，其成员从1958年的18人发展到1961年的38人。据1961年哲里木报记载：年青的哲盟文工团是从内蒙古文艺队伍的花坛中生长出来的一枝茁壮的幼苗，现已成为全盟文化战线上的先驱，他们的工作成绩卓著。两年来，他们的足迹踏遍科尔沁草原，共演出181场，观众达19万余人，其中上山下乡演出129场，观众达125000多人。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指挥演员排练、走台、商讨剧本，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家永远是他的第二办公室。你经常对演员们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节目质量要对得起观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台台精彩的节目在通辽上演，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其中话剧《活捉罗根元》《照相那天》、舞蹈《画中人》、安代《西拉木伦两岸》，德力格尔的民歌独唱，翟文斌的表演唱都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那些经典演出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父亲把团里的演员看做自己的亲人，演员们有话也愿意和杨大哥说，有了困难就找杨大哥帮忙，把我们家当成自己的家。1960年，一位年青演奏员因为吃不饱饭饿得直哭，想回家不干了，父亲就从家里拿来高粱面饼给他吃。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位演奏员最终坚持下来，并在多年后成长为著名的演奏家。 父亲对演员的要求高，重视演员的艺德修养，他常说：“戏比天大，舞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优秀青年演员被吸收进文工团，如张振宇、齐凌、金敬爱、刘香勤、张丽贤等，后来都成长为通辽歌舞团的台柱子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们的表演给通辽老百姓留下了难忘的艺术形象。 那些年父亲不仅培养文艺新人，而且在舞台上塑造过很多深入人心的形象，如歌剧《刘三姐》里的莫怀仁，话剧《红岩》里的许云峰，话剧《迎春花》里的曹振德，观众们被他朴素的表演风格所征服，他被人们戏称为通辽的“话剧皇帝”。 天有不测风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为直言父亲惹怒了某些领导，于是几顶大帽子把他从事业顶峰推了下来，苦闷的父亲常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家人担心他熬坏了身体，可父亲却说：“早晚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 1966年，父亲被打成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代表，关进牛棚，受尽毒打和摧残，一只耳朵被打聋，落下了终身残疾。可父亲的意志没有跨掉，对党的信心没有垮掉，他对一起被关押的同志们说：“谁让我是共产党员呢，我们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文*后期，父亲被发配到通辽商业系统，当了七年的饮服公司经理，他说“只要让我为党工作，卖酱油也行。”即便是在不熟悉的岗位，父亲也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77年，压在父亲身上的不实之词终于被推翻，他先后出任哲盟歌舞团团长和哲盟话剧团团长。此时，父亲已过知天命之年，仍然像年青的时候一样加班加点工作，脚本、训练、排演、服装、灯光、音响、布景、舞台、前台售票联络……有时和演员半夜走台整夜不回家。父亲瘦了，可是哲盟话剧团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优秀话剧被推上了舞台，《于无声处》《救救她》《雷雨》《台湾剑客》《红鼻子》《三骏马》……好戏连台，让通辽的老百姓尽享文化盛宴，过足了话剧瘾。 父亲重视剧本的创作，常说“创作是艺术团体的生命线”。遇到好的本子，父亲和编剧在家里炒几个小菜，烫上一壶酒可以唠到天亮。父亲也登台演出，出演《台湾剑客》里的主角，直到累得犯了心脏病，险些丢了性命。我们知道，父亲是要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最热爱的文艺事业，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点工作。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敬业，爱岗，什么叫做热爱。 和老战友相聚是父亲最快乐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呼盟的著名作曲家那日松，舞蹈家唐国瑄，话剧家郭纯，作家冯国仁，指挥家陈占柱都曾到我家做客，几个小菜，一壶老酒，聊起往事，几位老战友开怀畅饮，聊到高兴处有人哼唱起草原民歌，有人翩翩起舞，沉浸在幸福中的父亲和叔伯们，教会我什么叫战友情。 父亲非常节俭，身上的衣服过的去就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他常说的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的主要家具是父亲从呼伦贝尔带回来的两只虎纹木箱子和一张从乌兰浩特带回来的炕桌。1964年，父亲用几年的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此后，这台自行车便成了歌舞团的公用车。父亲常说，“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家，想想他们，咱们也就知足了。”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忘记他是从穷山沟走出来的孩子。父亲收入不高，既要抚养我们兄弟姐妹，还要给奶奶寄去钱、粮票、衣物，一有机会就带我们回老家看望奶奶，父亲又教会了我们孝顺和感恩。 父亲的文化起点不高，却非常重视学习和积累。1953年，在内蒙党校学习的两年，父亲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虚心向有文化的人请教，民族大学中文系的曾广裕教授、阎成教授都是父亲的朋友，几个人一些研究剧本，探索文艺理论问题。在父亲的书橱里有大量的专业书籍，像《斯坦尼斯拉夫全集》《红楼梦》《莎士比亚全集》和一些小说、传记。父亲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