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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明原型是1934年自杀的女演员兼作家艾霞，影片上映后阮玲玉也步韦明的后尘。虽然最后韦明嘴里喊着“我要活”，但是两个现实中的女人在自杀的那一刻是不是已经万念俱灰了。蔡楚生这样的处理真的很温柔，自杀的人或许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但可能会恐惧留下一个软弱的名声，“我要活”则意味着，尽管她们无力面对对她们恶语相向的现实，但她们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这一切。她们当然是想要活，但是想要人格上的活。
2.杀死韦明的，不是女儿的死，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现实的压抑的冲突。韦明原以为远离了“恋爱的坟墓”，不去做“婚姻的奴隶”，她就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活——作为摩登女性的自我的理想。但实际上，包括在为女儿筹住院费的过程中，韦明每一次为自己所作出的决定，都付出了巨大的痛苦和无限的代价，每一次代价对她的生活都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而最后一次的代价是女儿的死。她慢慢发现，在那个社会里，离开男人的女人，几乎没有办法成为“上等女子”，在别人眼里，她通过自己努力争取来的光鲜亮丽，只是在“假充上等女子”。 3.韦明的小说是《恋爱的坟墓》，她对男人求婚的回应是，“婚姻能够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恋爱于女人而言，是自我意识的坟墓；在婚姻中，充当着身体和精神的奴隶。当然，这样激进的婚恋观也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来说的。在那个时代里，韦明是清醒的，她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的生成，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她不顾一切离开父母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最后落得母女被抛弃的下场；她强忍自己的牵挂把女儿留给姐姐，独自去上海寻找自己的出路，最后被强权逼得走投无路。 4.想起戴锦华老师说的话，她说民国时期女性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和她们的私生活相比太苍白了，她们的生活太精彩了，但是却因为社会的局限，她们不能写。那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真的很矛盾，也就是戴老师说的文化的建构性和文化的滞后性。一方面文化建构了这些女性独立的意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却限制了她们的行为，她们所做的只是在追求作为女人的个体而非“他者”，但舆论自以为正义地批判她们，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更甚，舆论能杀死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多痛苦的处境，就好像我在一个黑暗的洞穴，有一天我看见了一束光，我为此兴奋并且不断追寻着那束光，但到头来我却还在洞穴里，我被告知洞穴才是真正属于我的位置。可是看见过光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可能这种无力和绝望感也是韦明，或者说艾霞、阮玲玉的最后的感觉吧。 最后，阮玲玉是我最爱的女演员，没有定语，没有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