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不在家的时候，拉夫烈茨基走进了她的书房，看到地板上有一张细心折叠起来的、很小的纸条。他无意识地把它捡起来，无意识地把用法语写的如下内容看了一遍：
“亲爱的天使贝特西！（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称你为Barbe①或瓦尔瓦拉——Varvara②。）我在林荫道拐角处白等了你许久；明天一点半钟你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吧。这个时候你那位善良的胖子（tongrosbonhommedemari③）通常都埋头在自己的书堆里；我们再来唱一遍你教我唱的、你们的诗人普斯（希）金（devotrepoètePouskine④）的那首歌曲：《老丈夫，可怕的丈夫！》⑤——一千个亲吻，吻你的小手和小脚。我等着你。
爱尔奈斯特。”——
①法语，译音为“巴尔贝”——瓦尔瓦拉的法语昵称。
②法语，即“瓦尔瓦拉”。
③法语，意思是：“你那位善良的胖丈夫”。
④法语，意思是：“你们的诗人普希金”。
⑤阿利亚比耶夫（一七八七-一八五一）根据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中的一段谱写的一首抒情歌曲。
拉夫烈茨基没有立刻明白，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意思；他又看了一遍，——于是他的头眩晕起来了，地板也像正在颠簸的船上的甲板，晃动了起来。一瞬间，他又是叫喊，又感到喘不过气来，又是放声大哭。
他失去了理智。他是那么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妻子；他从未想象过，她有可能欺骗他，会对他不忠实。这个爱尔奈斯特，他妻子的这个情夫，是一个淡黄头发、长得还不错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二、三岁，翘鼻子，留着很好看的小胡子，在她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几乎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几分钟过去了，半个钟头过去了；拉夫烈茨基一直站着，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决定他命运的字条，茫然地望着地板；似乎迎面刮来一阵黑暗的旋风，透过旋风，他仿佛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人脸；心痛苦地紧缩起来；他觉得，他好像正在坠落下去，坠落下去，坠落下去……落进无底的深渊。他熟悉的绸衣——的轻微响声使他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戴着帽子，披着披肩，在外面闲逛以后匆匆地回来了。拉夫烈茨基浑身发抖，往外冲去；他觉得，在这一瞬间他会打得她遍体鳞伤，把她打个半死，像农人那样，亲手掐死她。大吃一惊的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想要拦住他；他只能低声说了一声：“贝特西”，——就从屋里跑了出去。
拉夫烈茨基叫了一辆轿式马车，吩咐送他到郊外去。这天其余的全部时间，整整一夜，直到早晨，他一直在徘徊漫步，不断地停下来，轻轻地拍一拍手：他一会儿气得发狂，一会儿又好像觉得好笑，甚至好像很快活。早晨他冻坏了，于是走进郊外一家有饭厅的蹩脚旅店，要了一个房间，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他突然急剧地打了个呵欠。他已经几乎站不住了，身体也已筋疲力尽，可是他却不觉得累，——然而疲倦还是起作用了：他坐着，在看，可是什么也弄不明白；他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独自一人来到这间陌生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四肢麻木，嘴里发苦，胸中仿佛坠着一块石头；他不明白，是什么促使她，瓦丽娅①，委身于这个法国人，不明白她明知自己不忠实，怎么还能像从前那样镇静，对他照旧那样温柔，那样坦然！“我什么也弄不明白！”他那干枯的嘴唇喃喃地说。“现在谁能向我担保，在彼得堡……”他没有把这句问话说完，浑身颤抖、瑟缩着，又打起呵欠来。愉快的和忧郁的回忆都让他感到痛苦；突然想起，就在几天前，她曾当着他和这个爱尔奈斯特的面坐到钢琴前，唱过这首《老丈夫，可怕的丈夫！》他想起了她脸上的表情，眼睛里奇怪的闪光和面颊上的红晕，——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想要去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开玩笑，那是枉费心机；我曾祖父经常捆起农民，把他们吊起来，我外祖父本人就是个农民”，说完就把他们两个统统杀死。一会儿他突然又好像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一场梦，甚至不是梦，而只不过是什么荒诞无稽的幻想；只要抖擞一下，回首四顾，就……他环顾四周，忧愁却越来越深地扎进他的心里，就像鹞鹰抓紧被它捉住的小鸟一样。除此而外，再过几个月，拉夫烈茨基就有希望作父亲了……过去，未来，他的一切都被毒化了。最后，他回到巴黎，住在一家旅馆里，派人把爱尔奈斯特先生的那张字条和下面的一封信送给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
“附上的纸条会向您说明一切。顺便告诉您，我真没想到您竟会这么粗心大意：您，一个总是那么细心的人，竟会失落如此重要的信件。（可怜的拉夫烈茨基把这句话琢磨、欣赏了好几个钟头。）我不能再看见您；我认为，您也不该希望与我会面。我决定一年给您一万五千法郎；我不能再多给了。请把您的地址寄给乡下的帐房。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爱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祝您幸福。不需要回信。”——
①瓦尔瓦拉的小名。
拉夫烈茨基写给妻子的信上说，不需要回信……可是他在等着，他在等回信，等待对这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作出解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当天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用法文写的长信。这封信打消了他的一切怀疑！他最后的怀疑已经消失了——他为自己还曾有一些怀疑感到可耻。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没有为自己辩解：她只希望见见他，恳求他不要毫无挽回余地，认定她有罪。信写得冷淡，矫揉造作，不过有些地方看得到泪痕。拉夫烈茨基苦笑了一下，吩咐来人回去说，一切都很好。三天以后他已经不在巴黎了：不过他不是去俄国，而是去了意大利。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恰好选中了意大利；其实，对他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只要不是回家去。关于给妻子赡养费的事，他给自己的庄园管理人发去了指示，同时吩咐他，不等结清帐目，立刻从科罗宾将军手中接管庄园财产的一切事务，并作好安排，请这位大人离开拉夫里基；他栩栩如生地想象出被赶走的将军那副窘态，那种徒然的傲慢神情，尽管自己心里很痛苦，却感觉到某种发泄仇恨的快乐。当时他还写信给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请求她回到拉夫里基去，并且寄去了给她的委托书；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没有回拉夫里基，而且自己登报声明，委托书已被销毁，她这样做可就太过分了。拉夫烈茨基躲在一座意大利小城里，很长时间还不能迫使自己不去注意妻子的行踪。他从报纸上得知，正如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她从巴黎到巴登巴登去了；她的名字很快出现在那位儒勒先生署名的一篇文章里。在这篇文章里，透过通常那些轻薄的词句，流露出某种友好的同情；看这篇文章时，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心里感到非常厌恶。后来他得知，他添了个女儿；过了大约两个月，他收到庄园管理人的通知，说是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要求给她先寄三分之一的赡养费去。后来，一些令人不快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不胫而走；最后，所有杂志上都耸人听闻、绘声绘色地竞相刊登出一个悲喜剧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的妻子扮演了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成了“著名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