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已经早就不再在家里跟他那些朋友办家庭聚会了。他在剧院，在大街上和饭馆里认识的朋友也不来找他了。可在这里还是有过一次婚礼。维拉，斯拉维切克有个对象，她甚至爱上的是一个法学博士。我为她而祝福。因为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住着的人家都敞着窗子，所以听得见维拉和她妈妈在谈话，时而发出阵阵笑声。维拉对她妈妈讲了当天在她办公室所发生的一切，后来就睡觉了。
我住在下面有时不免为我们没有孩子而感到遗憾。我还从来没生养过孩子。我要是跟谁有过一个孩子，我丈夫肯定会非常高兴地收养他，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害怕我跟他所生下的孩子会是些弱智儿。可是当我听到楼上母女聊得那么开心时，不禁感到有些凄然，真的为自己没有一个可以与我这么谈心的小姑娘而感到遗憾。因为我刚搬到这里时，维拉还是个小姑娘，五年之后的今天，维拉已经要当新娘子了。我在这里见过她的未婚夫，跟我丈夫一样，这位法学博土也比她大十五岁，可是却有些怯生生的，就跟一个刚哭过脸的孩子一样。
斯拉维切克太太有次坐在厕所里，跟往常一样照例敞着门对我点点头，跟我说话，说她未来的女婿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因为他太依赖他的妈妈，说这位博士现在还处在邻居只问他“你为什么不结婚”的情况下，再过几年人家就会问他“你为什么没结过婚”了。
于是他们便举行了婚礼。就跟我的婚礼一样也是在扎麦切克小宫堡举行的。我也去看了看，就跟所有婚礼一样很动人，新郎倌回答的那声“愿意’’就像被判刑者在法庭上接受判决时的那声音一样。然后在世界饭店吃午饭。下午参加婚礼的客人拥进我们的过道。所有不了解这里情况的婚礼客人都被过道湿墙上掉下来的灰泥弄脏了袖子。贝朗诺娃太太也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别的好招儿，只知道扭开水龙头，用两个水桶轮流冲洗地面，扫帚将脏水从过道那儿经过院子从她窗子底下扫进下水道。
她也跟平常一样穿着粉红短裤衩、戴着粉红**在干活儿。婚礼客人们为了躲开她的扫把跳来跳去的，结果使他们的礼服在潮湿的过道墙和贝朗诺娃太太窗子底下那面墙上蹭得更脏。只有我丈夫在这一天不怎么高兴，他只祝贺了一下，便跟贝比切克·斯瓦特克一道跑到瓦尼什达的酒店里庆祝婚礼去了，他们在那里为新婚夫妇的健康干了杯。新娘的弟弟、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到晚上醉得从楼梯上一直滚到下水道那儿，就在那里睡着了，后来不得不把他弄醒，送他去急诊，因为他酒精中毒了。
新房闹到半夜才散。我丈夫在床上对我说：“这桩婚事不会有好结果，听酒馆里的人说那位新郎倌怪得很，事先未经他母亲允许的事情他从来不做，他也从来没离开他妈单独去过任何地方，什么都要问他妈，连衣服、领带、鞋子都是他妈给他买……”
我渐渐入睡，这一天我又变得软绵绵的情绪不高，因为我遗憾自己没有一个小闺女，而维拉将从这儿搬走同她的新郎住到新房子去，夏天晚上再也听不见她们母女俩在楼上聊天谈地，以摆脱一天所碰上的事情给她们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而我实际上是孤身一人在家，因为我丈夫在跟贝比切克交朋友，他们还准备将我们的住房整个地粉刷一遍，不仅是窗子、不仅是门，而且连家具都要刷成白色。我呆在家里，谁也没问过我一声，我丈夫一个人就这么决定了：连家具也要刷成白色，根本就没跟我谈过这事儿……斯拉维切克太太每次碰见我总要兴高采烈地跟我谈谈新婚夫妇有套什么样的新居，说这新生活的确把她的女儿变成了一个真正爱操心的年轻太太，说她努力想使一切包括她们的住宅焕然一新，说她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说服她丈夫、这位法学博士买了新衣服、新鞋子，总而言之让他从结婚起开始一种完全另样的新生活。
可是，半年之后，我简直惊瘫了：那位曾经穿着白婚礼服从这个院子里出去的当时的新娘子，如今穿着一身黑、戴着黑纱礼帽又走进这个院子回娘家了。楼上她家里的人都在号哭，不知所措。我丈夫晚上从瓦尼什达的酒馆回来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以往一样开头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小姑娘，那新生活不是那么容易来的。昨天那位博士回到家，想上剧院去，当他打开衣柜想找条领带时，不禁吓了一大跳，因为那里挂了十二条新领带，却没有他妈妈给他买的那些领带，于是问题就来了!他问：‘那些领带在哪里?’他新媳妇说：‘我给你买了一些时髦的、更漂亮的新领带。”我的那些旧领带在哪儿?’新媳妇微笑着说：‘收藏在某个地方，你猜不着。’那位法学博士又追问：‘我妈给我买的那些领带在哪里?’新媳妇维拉说了真话：‘我跟我妈把它们烧掉了。”’我问他维拉为什么穿着一身黑丧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