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有架小收音机，他总是把它调到维也纳台上，非常激动地听着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乐。他听音乐的时候两眼望着窗外那一块扇形天空。这音乐带着他越过利本尼这些带外廊的楼房屋顶，飞到了别处。我在洗餐具，或者在猜纵横字谜。我丈夫叉开两腿站在窗前，随着这音乐飘走了。我故意使劲擦洗餐具，洗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我听不懂这些交响乐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我丈夫向我解释的那些句子，他想方设法要把我拽进这动人的交响音乐里。他对我说，诗人艾略特、《荒原》的作者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音乐是正对着人心跳动的垂直线。可是我不懂这意思。每当他用交响乐的内容和小提琴演奏会来熏陶我时，我便开始扫地，故意拖动柜子、弄得椅子哐当响，我还故意往炉灶里添柴火，用铲子敲打木桶，气鼓鼓地关闭炉灶门，关了开、开了关，还故意洗涮玻璃杯。但我丈夫听不见我弄出的响声，或者听见了也不在意，因为这音乐已经把他带到别处，就像宁城我婆婆说的，他从小就心不在焉。我看到我丈夫毫不掩饰地泪流满面，被那音乐深深地打动，可他还一直朝上盯着板棚斜屋顶上那片扇形的天空。我因为没有那把打开音乐之门的钥匙，于是走出去，砰地一声关上门，没有好气地把门甩得很响，然后又走进来，打开柜子门，仿佛在寻找什么。可我丈夫仍然叉开两腿站在窗子前聆听着那小小的收音机里从维也纳电台播放出的交响乐。当小号、长号、喇叭和鼓声开始加强，我丈夫便把小收音机拿到手上，拨到最强度，整个我们的房间被这喧闹的声音所笼罩。这嘈杂的乐声透过墙壁传到院子里，到头来我宁可上街去买东西或到莉莎冢去坐着，用彩线绣我的图画，让那号声鼓声喇叭声留在外廊上。要是维也纳没有播放他的交响乐、小提琴音乐会和钢琴演奏会，他便调到他喜爱的卢森堡台，以同样的激动心情听着酣士乐……这时候我便十分安静。这爵士乐把我们两人联系在一起，我坐在家里，即使外面出太阳，我们家也是阴暗的。在能够上下移动的灯光照耀下我坐在桌旁边猜着纵横字谜，边听着从卢森堡电台播放的米勒和古特曼。我和我丈夫都热爱阿姆斯特朗动人的声音和他的小号。也喜欢巴锡，喜欢他那在爵士乐队伴奏下轻轻地敲出慢四步爵士舞曲的胖乎乎的黑指头……我丈夫又站在窗前望着板棚斜屋顶上那块扇形天空，这斜屋顶上总有从高墙上掉下来的灰泥块和碎砖块，因为高墙的那一边，研究所的机器在测试钢轴和塑料的张力。从那里每天不分昼夜不规则地发出隆隆巨响，以及仿佛一个韦尔泰因牌的大钱柜从天而降掉到了这边的斜屋顶上。我们听着卢森堡电台的音乐，每当听到我喜欢的歌曲，那使我感动的黑人的歌声、凯利和西拉特拉的歌声时，我便将小收音机拿过来，拨到最大音量，于是全楼都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歌声，我的丈夫眼泪汪汪，我则哆嗦起来，几乎哭出了声，乃至没有听见楼上斯拉维切克太太在对我们喊道：“你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们最爱听的是卢森堡电台播放的阿姆斯特朗的音乐我的上帝，请怜悯小内利·格雷吧!”这时我们便忍不住抱在广起，就像我们一周一次地拥抱在一起，我们在听这支歌曲时也紧紧地抱在一起，泪流不止。
我们还打算买个录音机将阿姆斯特朗的音乐录下来……我丈夫今天已做好黄蒿籽烤猪肉，还拿来些新鲜面包。邀请了他的朋友、大家称之为啄食老鹰的诗人科拉什先生，和他同来的还有诗人希夏尔。我去打了啤酒。科拉什先生可真是位谦谦君子，他还送来一束花，穿得很雅气。他善于穿灰色裤子，坐下的时候还拽了拽裤前的挺缝线，免得绷着了膝盖，他还系了条美观大方的领带，方块织纹的西服上装胸兜里放着一块小手帕。他掏出那块小手帕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的眼镜。我丈夫坐在那里，我从没见过他在这两位诗人面前的这种彬彬有礼和谦逊的样子。希夏尔先生并不像位诗人，更像一名屠宰场的工人，他穿着牛仔裤和牛仔上衣，时不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塑料梳子梳梳头发。他的头发又短又密，梳它时发出嵫嵫响声，希夏尔先生在交谈中常爱说句“这可真是太奇妙了!”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止，把烟灰磕在地上或者随它掉在衣服上。我丈夫谈了一会儿自己的写作，可他的声音却是那么地没有把握，还不时咳嗽几声，常常忘了开头是从哪儿说起的。他红着脸，眼睛望着地上，毕恭毕敬地给诗人希夏尔点烟。科拉什先生拽一下裤腿，将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的膝盖上。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可是请注意!这种美国诗歌从一开始就有两根支柱：惠特曼和坡，将美国文学推进到了二十世纪；而法国现代文学中的波德莱尔不仅翻译了坡，而且从他的诗中吸取了灵感。我们不能忘记，在巴黎有印象派画家们的展览时，我们这里是米科拉什·阿列什占统治地位，当然，注意!我们还有自己的普尔基尼，我们有马哈；还要注意的是，在巴黎已经有兰波所写的《地狱中的一季》和劳乌特列阿蒙特写的《马多罗之歌》，而我们这里则还是杨·聂鲁达的天下。可是注意!我们的鲍仁娜·聂姆佐娃远比法国的乔治·桑要伟大!她的爱情书信胜过美国的尼恩。我还要让你们注意我们的画家西卡涅德尔，他第一个画了这样的画：一个工人从建筑场上掉下来，行人从他身旁走过却没能看到那摔死的工人，因为在他们与这悲惨的工人之间隔着一道篱笆。”诗人科拉什雷鸣般地说着，我看到他果然是一只啄食老鹰。我丈夫因为在出汗，便一个劲儿地低头望着地上。诗人希夏尔的烟灰磕在我丈夫黑里吧唧的裤子上，时不时说上一句“这可真是太奇妙了!”诗人科拉什又继续雷鸣般地吼起来，仿佛他是在一间有很多听众的大厅里做报告：“干艺术最美的一点莫过于谁也不必非干艺术不可，主要的是一个作家可以什么都干，可就是不能背叛自己的核心要旨。假如你有家庭，假如你不关心它，在艺术里这是允许的，但是请注意，你不能背叛和埋葬或者糟蹋你自己的才干!你作为艺术家所做的这些是有着决定意义的，因为艺术紧排在大自然之后，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对，你说在焦街将废纸打包、装车的活儿使你感动，你能听到人们的交谈，喝着啤酒，等待着你的一瞬间的到来。可是何时到来呢?这不会从天而降，你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空间，你必须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去拿取、去盗火。你弄得一身脏，下班回家，倒下就睡觉。你最好的精力在焦街、在酒家耗掉了。我的老天爷，你多大岁数了?’’我丈夫轻声低语说：“四十三了。”啄食老鹰科拉什先生又吼起来：“我的上帝，有一半著名作家在这种年龄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他们中有些人都已经仙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