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我婆婆说，“当他在查理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四年就对他的法律专业不感兴趣了。德国人像有谁请他们似的来到这里，占领了捷克、布拉格，关闭了大学。我儿子可高兴哪，学校关门，他就有理由说没法把法律读完了，因为那些德国鬼子占领了大学，不让他把大学读完，因此没能在毕业之后到哪里去当个法律学家什么的，而开始在公证员先生那里当个抄抄写写的文书，然后又到铁路合作社当个文书，同其他会计一起造账表，活儿干完之后便只是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学会了整整一个小时都作好准备，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进来，只等他一转动门把手，我儿子便开始写数字，因此他们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装成很勤快的样子；他甚至还善于拿着铅笔，对着桌子上的文件睡一觉，下午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他便立即装作在写数字，可他还是没兴趣。后来便跟铁轨打交道去了，专门捣鼓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一段铁轨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呆在外面他觉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换枕木、用石块捣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头处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这田野，这松林，这草场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萨扎瓦河边的小山冈或上面闪烁着洛乌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赛米茨卡·胡尔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尔卡。我儿子为他这份工作感到很骄傲，也不再弹钢琴了，他甚至还为此感到高兴呢。一方面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另一方面是这把镐、这份重活使他的手长了老茧，指头磨得很粗糙而没法弹钢琴了。于是他说，都是这些德国人的罪过，使得他不得不去捣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实际上啊!他才巴不得这样哩。因为他想弹的又弹不了，正在弹的他又没兴趣，于是就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怜虫和牺牲品。可我儿子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每隔两个星期可以坐一次脚踏轨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两部联在一起的脚踏车上蹬着，在他们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着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养护铁路线的领工员，他专心注意，还用身体细听铁轨的状况。
过了一个星期我儿子简直等不及想交叉着双手、坐着这脚踏轨道车到波希昌尼然后又回到宁城当地火车站了。不管晴天和下雨，我儿子都浪漫地沿着铁轨享用这易北河畔的秀丽风光，直到战争结束，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法学院去念书……如今他正兴高采烈地踩着那脚踏轨道车的踏板，跟另一名工人胳膊碰胳膊地坐着，他们前面的领工员在边打瞌睡边用整个身体细听着铁轨的状况。这位领工员晚上在当地火车站的饭馆里喝啤酒时曾痛苦地讲述，说因为来了德国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受苦受难而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去学习。
……于是在这一天，当我儿子坐在领工员那部脚踏轨道车上的时候，人们纷纷来看他，对他表示惋惜，而我那位宝贝儿子却容光焕发，沿着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条线路，用他晒黑的手友好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我儿子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每个星期要巡查这条铁路线一遍，他肩上扛着扳手，迈着轻盈的步子，注意检查是否铁轨上哪个螺丝钉已经松动、磨损，他步行到波希昌尼，回来则坐火车，之后，可以休息一天。因为是傍晚出发，要到后半夜才回得来。然后我儿子便在桥下酒馆洋洋得意地描述铁路沿线的风光有多么美。我儿子给所有的小森林、松树群、草场旁的树林，所有的水沟、所有的小村庄，以及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姑娘、为铁路过道放开栏木杆的所有铁路岗亭都取了名字。我儿子迈步享用这一切，人家还得给他付报酬。晚上在这些铁路岗亭里生着暖洋洋的炉子，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姐还给我儿子沏茶喝，而他只需要在岗哨日志上签个字。他一高兴就这样肩上扛着扳手和报警雷管的盒子上路漫游。只有一次，他出于好奇把这玩意儿搁在一条水渠上方的通道下面，又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压在这报警盒上，结果像打雷似的轰隆一声巨响。
火车站站长不得不写个报告，从此我儿子便不能再坐脚踏轨道车，也不准再干捣鼓枕木下道碴之类的活儿了，而是在宁城的总车站信号员那里当了个录事员。我儿子得到这个活儿比原先还要傲气，他对这些别人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事却总是感到很骄傲，于是他有了一个引以为荣的工作证，可以跟着信号员们和所有机车上的钳工们乘车跑遍整个宁成地区。因为，闺女啊，从火车头上可以看清楚铁路沿线所有的信号机，将需要维修的信号机登记下来。最主要的是我儿子可以乘坐他小时候就渴望坐的火车头啦。他小时候，总爱看火车绕过啤酒厂或从沿着厂里的铁路专线开进啤酒厂，将空桶送回来，又将满车厢的大麦芽运走。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简直睡不着觉，这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