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与利，伤及生命的两件凶器(9)

    一个人，如果想要修习佛法，必须摈弃“贪”的念头，因为“贪”正是产生人生痛苦的最大根源。

    看破虚名，踏实做事

    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一列长途旅行车上坐着两位女士，由于旅途时间较长，她们便开始攀谈起来，谈着说着，话题就说到了职业上来，其中一位女士就非常自豪地告诉另一位比较沉默的女士说自己是一作家。

    “我是一名很有名的作家，全美国的人都知道我！”

    “那你都写过一些什么书？”

    “太多了，算起来都有几十本了！”，她自豪地回答道。

    那位沉默的女士只是微微一笑，便不再说话。

    “那么，你呢？你的职业是什么？”她反问那位沉默的女士。

    “我也是一名作家，但我只是写过一本书。”沉默的女士很平静地回答。

    “是吗？才一本。什么书名？”她很不屑地问道。

    “《飘》。”沉默的女士依旧平静地回答道。

    的确，虚名者，有名无实，或要其名而不要其实之谓也。然而，就是有很多的人对此贪恋不已。比如，已经是财大气粗的老板、总裁，却偏要花钱买个教授、研究员的头衔；已经官至县长、市长，却还要顺手捎带个硕士、博士文凭……

    其实，虚名是祸。宋襄公为虚名而祸国，西太后为虚名而殃国；一些人为虚名滥上项目，动辄数亿、数十亿资金付之东流；一些人为虚名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类似这般例子举不胜举。人们鄙视虚名，视虚名为国之敌、人之敌、己之敌，无论先贤今人，无一不告诫世人不要图虚名。

    与世俗之人“讨名”、“买名”相反，真正的“名人”却是“逃名”的，他们往往都视虚名为粪土，并且对此弃之如敝屣。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成名之后，拒绝参加一切出人头地的会议，躲避在各种会上讲话，推辞到一些颁奖会上颁奖；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已故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一再拒绝走进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名牌栏目“东方之子”的圣地，令人感慨颇深。说远一点，洋一点，则有爱因斯坦与居里夫人。前者处处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崇拜，只因有人在报上登了他的照片，吹捧了一下，就“不舒服了好几天”，以色列国家第一任总统的桂冠该是何等巨大的诱惑，可他毫不动心地予以拒绝，他只一心一意地进行着科学的伟大开拓，最后连死也都是保密的；后者竟将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金质奖章拿给孩子当玩具，任其抛来抛去，毫不足惜。她是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奖章不过是玩具，从而厌恶虚名，以扎实之心从事有益于人类的伟大事业。

    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用不着去用所谓的“虚名”来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者是优秀之处的。故而那些有真正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是对虚名抱一种极其不屑的态度的。恩格斯一直都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作玩具，且语出惊人：“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

    在中国学术上鼎鼎有名的钱钟书先生则更是实学并非浪得虚名，而且他对待虚名的态度较之其他排斥虚名的伟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现代青年来说，钱钟书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风靡海内外。

    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港台、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支开，甚至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